党的纯洁性建设中“左”和“右”

党的十八大慎言＂左＂右,但并不讳言＂左＂右,其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再次重申：＂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围绕此科学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排除“左”、右干扰 推进全面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后温饱问题的解决，我国已经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十七大报告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际上已经提出全面改革的战略，充分说明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关于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若干思考

我们要反对的是“左”，而不是左 作为政治语汇，左、右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候产生的。当时的国民议会，革命派坐在左边，保皇派坐在右边，自此以后，政治上、思想上追求进步、要求革命的，一般称之为左派、左翼；反对革命、主张保守现状甚至倒退的，一般称之为右派、右翼。     

意见不同为何叫“相左”

“左”和“右”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相异的地方,比如,通常情况下,人的左右手灵活程度大不相同：右手灵活机巧,适于从事担当多种任务;而左手较为笨拙,具有很多不便之处。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考虑到“右”方便,而“左”不便的因素,于是古人就用“右”来表示帮助、偏袒。     

“南方谈话”的本质特征是反“左”

1992年初,邓小平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于1月18日至2月21日,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几个南方城市进行了视察,史称“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对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起到了指明航向的作用,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正确答案。使中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开展了新一轮建设热潮。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人们都在回眸省视10年来的发展历程,无一不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自年初以来,本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一批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都以作者自己的眼光、体会,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南方谈话”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共同发出了一个心愿:要把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遗产世代相传,把与“南方谈话”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和实践好。由于本刊篇幅所限,不可能将这些纪念性文章一一全文刊载。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署名文章吧,但细想一下,一枝独秀不是春,几枝鲜花也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真正的春天。因此,我们没有简单地刊登一两篇应景文章,而是摘出众多作者们的主要观点和深刻体会,使纪念邓小平南方     

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

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党历史上，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谁要挺身而出，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不仅需要高度的理论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为他要冒着被党内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杀头的极大危险。何孟雄就是这样一个人。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姚桓在12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党章中的有关论述。这一论断，对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     

这种“接风”当刹

前几天，我的一位在某局任“一把手”的同学，从外地“考察”归来享受了一番接风盛宴。他不无痛苦地说：“接风的入太多了，这酒让人喝得受不了，肠胃都变成下水道了。”     

防极“左”须遏制权贵资本主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反“左”先驱

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段德昌,字裕厚,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华容、南县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先后任中共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10余万大军第四次进剿洪湖根据地,结果洪湖苏区不保,根据地丧失殆尽。 洪湖革命根据地及洪湖革命武装是在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极盛时期部队达3.5万余人,根据地面积纵横数百里。段德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正直的品格深得洪湖人民爱戴,人们称赞他的部队是“常胜之师”,他也被誉为“常胜将军”。 根据地的失陷,不能仅仅归咎于敌强我弱。1931年春,王明“左”倾     

党政“一把手”关系之我见

党政一把手如何分工合作、正确履行各自的职责，直接影响领导班子整体水平的发挥，关系着事业和单位的兴衰。在实践中，我感到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手”须做好“人”字文章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头等大事应是做好“人”字文章。     

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20世纪50代末到60年代初，为了纠正日益滋长和蔓延的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其中，1959年5月3日所作的《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2月17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堪称是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三篇代表作。     

“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经验,使得中华苏维埃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打击"中间势力",革命力量严重削弱;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政府干部;最终由于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抵制“左”倾错误在北方的推行

1932年至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北方推行．使党在北方的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一再遭受挫折。“左”倾错误在实践中的失败．促使党内一些政治思想敏锐的同志对此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抵制．同时对如何正确开展国民党统治区斗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纠正

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以“政治态度”、“摊摊大小”和“查三代”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乱打乱杀,任意解散党和政府组织等。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急躁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想,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客观形势,对前一阶段土改成绩估计不足和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等,是造成“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1947年底的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各级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反“右”斗争中的宋庆龄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态度。     

“一把手”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大”与“小”的关系。“一把手”是管全面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纳入视野,不能疏忽、失察,但是需要花更多时间,下更大力气抓的、谋的则应是大事、大局。谋全局、抓大事,既是“一把手”的主要职责和职能,也是“一把手”工作的突出重点。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一把手”戴上环保“紧箍咒”

去年年末，江津市慈云镇党委书记陈开超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告诉笔者：“我们镇多年来遗留下的场镇污水处理问题终于解决了，希望在今年的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中，我们能打个翻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