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市民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与增减挂钩政策相衔接的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之一,由此产生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成为新阶段农民市民化的主体之一。由于自身群体的特性,其市民化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形成由特定政策推动的、毫无准备状态下的“被动市民化”,需从分类施策、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等层面加以推进。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易地扶贫搬迁的湖南报告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的方式之一,改变了贫困农民生存状况,加快了脱贫步伐。在总结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的同时,我们总结了经验,也发现了问题,进行了反思。易地扶贫搬迁有指标任务,但不能只为完成任务,要立足全局;标准模式不能生搬硬套,要适度灵活;不能偏废和脱离脱贫这个目标去进行;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应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不能单干、蛮干。     

易地扶贫搬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的法律治理是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搬迁“户”是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的基本单元，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主体都应当是搬迁“户”。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搬迁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所具有的“行政性”“协议性”和“政策性”三重属性优势，构建治理主体自我约束、行政机关行政管制和社会层面的秩序约束三重治理路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之一,它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居民。从1983年"三西"搬迁到现在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聚焦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搬迁意愿、安置形式、居民的社会适应、搬迁社会影响、搬迁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方面。对于后续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用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多维度开展研究,以此弥补目前碎片化的研究现状。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出路研究

地方政府、村干部和贫困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易地扶贫搬迁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方面,部分地区扶贫搬迁规划地方政府说了算、贫困户名额和脱贫名额村干部说了算、是否贫困及是否脱贫贫困户自己说了算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中愿意搬迁和能够通过搬迁实现脱贫的可能并非是最困难的贫困户。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扶贫搬迁项目科学性水平、助力完善贫困户脱贫退出机制、实现对贫困户的动态跟踪帮扶。通过将大数据技术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完善扶贫财政保障机制及人才队伍培育机制,可以保障技术、资本和劳动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发挥最大效用。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移民生计比较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实施全面脱贫攻坚的战略工程,是针对生活条件相对匮乏人群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移民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明显向好变化,主要体现在移民的职业变化更大、收入来源更宽、生活理念更优等方面.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表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移民生计有较大影响.     

铜仁市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思考

本文从已开展的跨区县搬迁工作中总结经验和找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建议,为全面完成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任务出谋划策。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路径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防止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出现规模性返贫现象发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基石。通过调研发现，集中安置点仍存在搬迁群众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需完善、后续产业就业帮扶措施有待跟进、安置点社区治理机制有待完善、拆旧复垦不够彻底等问题。可以从提升帮扶政策效能、强化搬迁后续产业就业扶持工作、优化安置点社会治理工作、完善安置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调整安置点帮扶力量五个层面进一步防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模性返贫。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外生型城镇化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的进路研究——以铜仁市思南县为例

从城镇化的角度看,贵州省实施的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属于外生型城镇化模式,这一城镇化模式符合"先转型,后发展"的城镇化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的成败就在于搬迁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文章以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为例,以外生型城镇化理论和"先转型,后发展"理论为视角,以搬迁居民生计方式转型、生活方式转型和转型顾虑为线索,分析了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的措施、问题与对策。     

铜仁市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现状分析与对策

目前,铜仁市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管理初步框架基本搭建,搬迁入住群众生产生活基本稳定,针对下一步大规模搬迁入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措施,供市、县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事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绩效。调查发现,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既要关注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负面影响,也要不断提升政策的执行力。     

成绩与突破:易地扶贫搬迁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可深化领域

自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有序推行"易地扶贫搬迁"策略,试图打破区域生态资源与人群集中居住之间难以协调的发展模式。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国内尤其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方面,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通过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重点应该向移民群体的文化感知、移民后空间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原地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拓展。     

统一战线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社区居民管理及社区居民个人发展方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从创新参与治理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构建体制机制、做好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生存空间转换与社会文化变迁——基于贵州Q县的田野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一种方式。贫困民众从世代生活的村落进入到政府所构建的居住空间,从个体的外在身份到内部文化生存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变迁,生存空间得以重塑,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新群体。传统民族文化与原居地生存空间是共生的,生存空间的转变,生产生活空间的集约化和文化承载空间的消逝,都会引起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社会文化发生变迁。     

易地扶贫搬迁视角下移民社区治安现代化治理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是国家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新时代产物,社区在迁移的过程中呈现出快速性、被动性、强制性的特点。四川省因贫困地区多、搬迁规模大、民族构成复杂等现实因素的存在,导致集中安置后的移民社区在日常治安治理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针对移民社区治安案件频发、社区矛盾易激化、社会失信造成冲突摩擦、文化差异阻碍治安治理工作等现状,在分析问题根源的基础上从推动移民社区治理智能化、提升移民社区警民信任、提高移民社区公民参与治安治理积极性等方面提出治安治理对策,为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立足四个维度 抓好专项民主监督——以谷城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建设为例

专、深、实、精四个维度是做好专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本文以谷城县"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建设"专项监督为例,提炼经验,对做好新时代背景下专项民主监督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结构性制约及超越——基于陕南移民搬迁的实证分析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乡村贫困人口是新常态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推进精准扶贫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严峻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高昂的迁移安置成本与建设配套资金供给困境,产业支撑不足与移民生计脆弱等问题是大规模移民搬迁的主要结构性制约因素。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制度设计者的决心和能力,还取决于减贫政策的社会基础状况。结构性制约对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应引起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及时改变移民搬迁安置的政策导向,更多地通过"外部支持"、形成合力等路径,以解决移民安置的资金问题,有效卸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生根"。     

易扶安置区风险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解释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初期,政府和移民对贫困认知存在分歧,搬迁便意味着风险环境酝酿。生活过渡期,由于政府扶持政策的脱节,移民的生计存在可持续困境,加之被激活的发展渴求,风险便被移民感知,谨慎抵抗抑或自助便成常态。而在社会放大机制下,这些不稳定要素便有了酿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表现出“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社会放大—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传导链特征,呈现出双向传递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如此,为实现安置区的稳定发展,应加快构建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好风险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形成基于安置区特征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