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商业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以美国为例

保险监管经过长期发展,在发达国家已日臻成熟,根据政府对保险市场干预的程度,分为严格监管模式和松散监管模式;根据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及组织模式的不同,划分为统一监管型、一级多元型和两级多元型。美国实行严格监管和两级多元向结合的监管体制,拥有完善的制度安排,本文着重论述对美国商业保险监管制度的争议,以及争议背后凸显的监管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商业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以美国为例

保险监管经过长期发展,在发达国家已日臻成熟,根据政府对保险市场干预的程度,分为严格监管模式和松散监管模式;根据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及组织模式的不同,划分为统一监管型、一级多元型和两级多元型.美国实行严格监管和两级多元向结合的监管体制,拥有完善的制度安排,本文着重论述对美国商业保险监管制度的争议,以及争议背后凸显的监管发展趋势.     

中美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非政府组织仍处在起步阶段,数量和规模落后于美国。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在法律法规、登记制度、财税政策、监督机制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生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启示我们:要加快法制建设及规范财税制度,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放宽登记制度及完善监管体系,依法治理非政府组织;弘扬"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精神,促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导向与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监管体制进行重构,通过监管体制创新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导向为:始终坚持审慎包容的基本原则,将促进开放共享和鼓励创新作为政策基点、维护市场竞争作为政策重心、确保监管体制与政策动态有效作为政策理念。中国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路径为: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构建"平台+政府"双中心协同监管的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监管机构体制,实现审慎包容监管原则制度化,创新监管实施体制和政策手段。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政府监管：制度安排、执行困境与整体优化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思想的充分体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赋予政府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监管职能,构建了政府监管的组织架构。鉴于国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政府监管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可借助“制度—组织—结果”的视角,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制度安排、现实执行、整体优化进行分析。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面临“法不应求”“协而难同”“重心后置”“威慑乏力”等现实问题,应从有法可依、高效协同、全程监管、科技赋能和社会共治五个方面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的整体优化措施。     

建设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政府、社会、市场的有效协同

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监管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鉴于监管问题日趋复杂,当前我国的国家监管体系应当从单一性政府监管体系向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转变。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由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和市场监管共同构成。建立有效的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需要做到三点:一是优化上下、左右、内外协同的有效政府监管体系,增强政府监管的现代化、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提高政府监管能力;二是培育强大的社会监管体系,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体的有效参与,提高社会监管能力:三是发展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市场化监管组织,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当然,必须明确监管有效并不代表社会有效,应以社会有效来衡量监管有效。     

我国慈善募捐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国际经验借鉴

在人人慈善时代,个人通过求助的方式直接与捐助者建立点对点关系,释放出大量慈善潜力。但近年来类似"罗尔事件"屡见报端,背后突显慈善募捐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对慈善募捐的监管有了法律准绳,但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表明亟需补充和完善募捐监管制度。梳理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应该坚持以慈善组织为主体开展慈善募捐,充分运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和税收政策为杠杆,引导个人和组织以制度化方式捐赠/接收捐助,同时建立兼具约束力和激励性的有效监管制度,促进慈善组织和募捐活动的多元发展。此外还要从单一的政府监管,转变为政府、社会公众和慈善行业自身三位一体的多维度监管模式。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的根源及对策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的根源是: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内地的步伐过快与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产生矛盾、"三不政策"容易滋长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之风、地方政府的简单化处理放纵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营利化行为、监管权力碎片化使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失去政府约束、公众认知度较低为营利化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去营利化"的主要对策是:建立"无缝隙"政府监管制度、发挥事前监督的作用、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管理、建立登记制和备案制并行的分类管理体制、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培养管理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人才。     

NPO政府监管的困惑与调整

我国现时NPO政府监管制度严重滞后,妨碍了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构建合理监管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框架,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必须完善非营利组织立法,实现法制层面的有效监管,制定一部统一的非营利组织法;其次,必须摒弃双重管理体制;第三,成立非营利组织监督管理委员会,改革政府监管模式;第四,强化税收管理。     

政府、市场和公众协同促进绿色发展机制构建

推动绿色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政府环境管理机制、市场驱动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其中,政府环境管理机制要建立推动绿色发展的科学规划与决策机制、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保障体系和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生态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等;市场驱动机制要充分利用市场需求的杠杆倒逼企业绿色发展、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构建市场化多元的投融资机制等;公众参与机制要鼓励和保障公众参与环境监管、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建立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等。政府环境管理、市场驱动、公众参与三种机制协同推动才能使绿色发展机制良性运转。     

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主体之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主要包括交易制度与监管制度。在监管制度中,监管主体设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制度整体是否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通过考察英国、欧盟、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的设置及其历史沿革可以发现其行政权设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值得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上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的设置有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但仍存在进一步改革与优化的必要性。在改革的方向上,应当合理区分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或者公共组织在监管上的积极作用。     

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最大限度地为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提供救助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非政府组织（NGO）的职责。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中具有明显的角色优势、筹资优势和专业优势。然而，政策法规缺漏，非政府组织自律互律机制不全、协调合作不足等因素制约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救助保护的优势发挥。为此，应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激励机制、转换合作模式等途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救助保护提供良好的条件，以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直接登记制度改革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制度重建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改革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直接登记制度改革后,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不足、能力建设亟待提升、社会组织协同监管机制缺乏等新问题。为建立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迫切需要赋权与社会组织,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以增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强社会组织资源能力建设,探索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途径;通过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途径建立多元协作的监督问责机制。     

非政府组织(NGO)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SWOT分析

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完善政府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统一性。本文认为应该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创造新型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我国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会计监管已成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会计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保障会计信息质量,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应科学界定各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责;发展和完善注册会计审计制度,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会计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效率。     

生态文明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的共存表明,仅靠市场,仅靠政府,亦或是仅靠非政府组织都是不够的,协同治理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由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使得生态文明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遭遇了重重困境。从利益协调的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共同入手,建立健全各方利益相协调的机制,实现多元参与主体利益和谐共生,成为当前化解生态文明协同治理困境的当务之急。     

非政府组织(NGO)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SWOT分析

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完善政府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统一性.本文认为应该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创造新型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市场信用监管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实践表明,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政府的市场监管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本文综合学理和实践视野,探讨了市场信用监管体系的构成特征,即市场信用监管是以信用信息为基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集合,是实现全方位监管、全过程监管、精准化监管的集合。其核心价值是完善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促进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全面升级。采用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在市场信用监管中的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和制度创新四大政府责任,并用结构-过程的视角结合具体实践分析了事前、事中、事后阶段以及全过程监管中可创新的一系列监管规则和制度。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亟待开发的制度资源--非政府组织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

完全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实质上不是由政府独家完成的。在区域发展中,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资源,更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本文倡导建立一种非政府组织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希望能够利用非政府组织边界模糊、结构灵活、手段弹性、包容性强、成员异质性高等特点,化解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将充分依赖政府间合作已形成的基础和积累的成果,按照中央关于长三角发展的政策部署和既定的发展方向,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选择。     

国家安全视角下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目前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安全、基层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加强政府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必须建立健全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关法律法规;适当降低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准入门槛,明确监管主体;建立严格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财务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