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治理理论强调了多元参与和自组织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的转型期,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型模式。既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又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群体性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群体牲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相应社会基础,"民主君客"、"为天下,非为君"、宰相督权、学校参政和恢复方镇,重定赋税和工商皆本,是其主要政治思想内容。黄宗羲政治思想体现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民主平等的君臣关系,对君主权力制约和监督,反对重农抑商、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黄宗羲政治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与借鉴意义,它启示当代社会治理应更加关注民生,保障人民权利;强化对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大力推动法治建设;协调平衡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塌方式腐败”的治理之道——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解读

"塌方式腐败"是指短期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是政治生态恶化的集中体现。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今,"塌方式腐败"的出现,极大地败坏了政治生态,导致政治生态的式微。治理"塌方式腐败",主要应从强化权力制衡、推行权力清单、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等方面,来集中防范"塌方式腐败"的滋生与爆发,以期建立一个优良的政治生态环境,提升政府公信力。     

地方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在当今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经济知识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地方公共问题的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如何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治理体系,提高地方治理能力,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地方政府要努力成为战略家、卓越领导者、民主参与的推动者,才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上与多元主体合作,共同完成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挑战、进展与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管理面临多重挑战.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老龄化、全球化等社会变迁,既动摇了传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也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机遇.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结合的制度创新,推动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在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资源、管理手段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展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特点,呈现出的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统一的运演逻辑。这一政治权力模式有效地消除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过分分散"带来的诸多弊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权力支撑。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高度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在解决稳定政权、协商民主、腐败治理、消减贫困等问题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一系列的优势和实践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警察的定位与警察权的社会基础探析——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社会契约论的产生,以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和政治权力的来源,给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西欧带来了政治解放的曙光。警察权是政府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出发给予警察定位以及探讨警察权的社会基础,对于深刻认识警察权的权力归属,防止警察权异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此着眼,权利基础、合法性基础、契约基础、政治权力基础和法律基础是警察权的五项基础权利渊源。     

网络社会开放性与有效性融通的治理路径探析

开放性是网络社会协作治理的基本条件,但网络自由急剧放大和异化、以及权力主体对网络的过度管制,使公众与地方政府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就公共事务达成互利合作和社会共识,造成网络开放性与有效性的悖论,导致网络治理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确立权力对自由的引导机制、发挥生态性权力在协作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开展关系理性中的扩展性对话,能够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维持网络虚拟社会的活力、维护国家权力的价值维度,实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融通。     

转型期市民社会与政府关系探析——以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治理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失序行为导致经济的发展轨道偏离,社会问题严重,美国的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无疑为共同解决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之痛提供了新的思路。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加强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转型阶段的科学、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基于转型社会风险递增背景的探讨

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各类风险性问题不断增多，在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敏锐的风险意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对民众的有序参政意识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制度，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广泛有力的社会资源，才能使公民政治参与真正走向有序化。     

现代“商人部落”的兴起与社会和谐治理——以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例

福街现代"商人部落"生存发展以及最终合法化的田野经验展示,传统宗法社会中"群"之不张的的离散状态,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期中,开始了从"细胞化"个体向微观政治共同体集结的合"群"过程.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游离于相关法规之外,但获得了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广泛认同;它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观念"出发,开始了集体的政治共同体行动;并越过滞后的民间组织相关法规边界,在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知识.     

人民信访制度之于社会稳定的正效应分析

人民信访制度作为民众表达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寻求权利救济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预防民众怨气淤积爆发,弥补政府间信息沟通失灵,限制公共权力滥用,提升政治合法性,满足民众社会参与需求的功能,对于实现和维护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