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考察与创新模式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跨区域公共危机已经由偶发向频发、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应对跨区域公共危机,我国多个要素联系紧密的地区通过共同制定区域规划、签署行政协议、建立组织机制、推进项目合作的做法,进行了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尝试。当然,这种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也暴露出了协同程度不够、协同效度不高、协同限度不足、协同信度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本位主义、区域分割等惯性思维的阻滞,社会和企业等主体参与的成分欠缺,协议的规范性差和区域配套制度的供给不足,以及信息、人力等资源的保障乏力。因此,应纳入区域不同政府与社会、市场力量,创新构建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可设计组织、协调和控制三大运行系统,其中,组织系统是助推模式运转的载体,协调系统在于促进集体行动,控制系统属于一种约束结构,各主体在三大运行系统框架下形成运转高效、合作无间的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应对格局。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协同治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不仅表现出突发性、迅速性、复杂性及破坏性等特点,还呈现出跨部门、跨区域及跨领域的新趋势,亟须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协同治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协同治理研究,为府际协同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首先,剖析府际关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协同治理的内涵;其次,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最后,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应按照其从发生到衰退的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府际协同模式,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确定相应的协同内容。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门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要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区域战略化、政策区域化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变迁

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不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本身,更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跨领域与跨层级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将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演化一同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是在区域战略化与政策区域化的背景下产生并演化的。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相关理论,区域战略和政策通过政策网络、制度规则影响交易成本与协作风险,实现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影响。从战略与政策的影响出发,中国的区域被分成了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京津冀与长三角两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到战略与政策组合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表现在纵向化升级、网络结构变化和治理机制的调整等方面,京津冀的纵向化影响更为显著,长三角更倾向于横向结构性变化。未来应在治理体系上注重战略性组织与政策性治理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层级扁平化下职能有效分工,而大气污染治理应该更注重根据"战略—政策"组合下的分类指导。     

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的协同

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性的增强、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常态化、"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制度背景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协同的动因。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推进环境立法协同,但仍存在立法协同体系尚未形成、工作机构有待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当通过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协同工作机制、成立环境立法协同工作小组、完善环境立法协同保障机制等路径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的纵向与横向协同。     

建立和完善跨区域水污染治理机制

在水污染治理中,跨区域水污染治理由于其性质复杂一直是个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有效的跨区域水污染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二是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为了走出这种困境,首先要树立流域管理为主的治理理念,提高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力,统一规划和协调流域内的水污染的防治工作,发挥流域管理机构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其次要建设流域内地方政府水污染治理合作机制,贯彻"谁污染谁买单,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互相监督,共同治理,更好地发挥流域内各级政府的主体作用.最后在司法层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引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以完善区域的空间治理体系推动成都平原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与区域产业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如何突破行政区划对产业协同的体制障碍,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立足于空间治理带来的制度红利,围绕中心城市的最优规模、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区域空间治理体系构建展开研究,并指出推动区域空间的尺度重组、做大成都产业规模与能级和构建产业创新发展共同体是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键途径。     

让协商成为一种习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促进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当前出现的总体协商"质""量"不高、协商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不强以及制度化与程序化程度建设不够的实践难题,创新协同治理方式,增强协商主体的参与程度,构建协同的协商体系,让协商成为一种习惯,推进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不断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新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理论、现状与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其详细阐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目标原则和重大举措等系列基础性问题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和推进策略。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区域,由于其生态环境案件具有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等特点,使得当前司法服务保障在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严重缺位。因此,有必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协同理论为基础,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复杂特点及所涉案件违法特征和司法需求特殊性出发,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创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机制,科学构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司法协同治理体系。     

论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关系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使得各类风险系数不断攀升,社会治理体系面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剧增,有效地治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多元主义视域下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为治理体系提供着整合善治的契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和焦点。《关系》一书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域系统论述了主体间性的伦理关系,对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协同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构想,不过亦侧重于提纲挈领的功用。因此,协同关系的经验型论证和协同效应的实践路径亟待我们后续的研究与探索。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通常发生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兼具了一般环境问题的共性特征,同时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致使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效率较低,亟须寻求新的治理方式。协同治理作为新兴的治理模式,契合了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要求,能够发挥协调各方、平衡价值的功能,有助于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理解和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治理嵌入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促成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需要就理念、法律、组织和制度等路径进行探索。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重塑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理论反思

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须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根本之着眼点,立足于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本文分别从治理、发展和维权三大支柱入手,阐述如何革新海洋治理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根据"海陆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区域主义路径""整合性路径""功能性路径"的各自特点与优势,形成一个体系合理、结构科学、内容完备、国内治理与国际协作均衡、统合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具有前瞻性的海洋法律体系。     

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初探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我国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利益共享机制、缺乏信息共享机制、缺乏争议处理机制以及缺乏制度化政府协同等。为此,当前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要确立平等互利原则、优势互补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公共性的原则。要从树立合作共赢现代行政管理的理念、建立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合作的载体、强化中央政府对跨行政区划的指导、健全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合作的制度等方面推进我国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     

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区域司法协同

在党中央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区域司法协同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区域治理的交汇点,强调将区域内的司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区域司法协同不仅构成了区域法治必要的组成部分,也符合现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还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同时也面临着规范冲突、制度保障不足、发展动力缺失、区域内部不平衡等问题。与之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有助于通过消减司法地方化、统一区域法律适用、司法协作常态化等方式,有力推动区域司法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巡回法庭还应当注意处理区域“建构性”与“自生自发”之间的矛盾,并弥合自身功能定位同司法协同目标之间的缝隙,进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日常办公室”,不断优化和完善“便利型”“治理型”“交流型”三类区域司法协同机制。     

跨流域污染治理流变：空间、势能与注意力——基于南四湖考察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跨流域水污染衍生出不少冲突纠纷,也取得了一些治理经验,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毗邻的南四湖流域治理是其中一个经典的缩影。央地各级政府在南四湖流域空间治理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伴随着政治势能和注意力分配的交互影响,一度重塑该区域风貌,然而毗邻省域湖区民众和关联企业依然受到短期利益役使,地方治理行动面临多方掣肘,导致区域水污染行为反复。基于“空间—政治势能—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对南四湖跨流域污染治理案例进行政策变现视角的分析,发现在不同时间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结果,体现为政治势能弱—激励机制弱、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弱、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强,并影响政策变现力。提升跨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绩效,应立足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优化利益补偿机制、增强跨流域协调功能、加强治理法制保障等方面采取针对性举措。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