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片区化管理到社区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治理方式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片区成为乡镇政府与行政村之间的链接中介。以片区为基础的管理方式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现代化进程给片区化管理方式带来了诸多新挑战。在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中,以新社区为基础创新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社区化治理方式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下诸多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现实要求,与片区化治理方式相比具有诸多优势及特色。社区化治理成为未来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重要演进趋向。当然,作为一种新形成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革。     

村干部职业倦怠的表现、成因与纠治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其职业倦怠是一个关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部地区N省村集体经济薄弱且村干部职业倦怠较为严重的H县3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倦怠集中表现为身心疲惫、态度消极和效率低下三个方面,全面行政化的压力与抵触、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失灵、个人能力与岗位要求的张力、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新时代村庄当家人的挑战等是村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从激励保障制度、教育培训体系和工作氛围等方面寻求破题路径。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行政吸纳与村庄“政治”的塌陷——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出路

从政治与行政的分析框架来看,“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乡镇行政体系与村庄政治的并存格局。村民自治的运行困境主要来自于行政吸纳所导致的村庄政治的塌陷。重建村庄政治生活需要扩大村民自治的范围、重建乡村社区、强化村民各项公民权利。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结构审视与行动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倡导公共性理念的复归,其要求在话语方式上用共同体话语显明社会治理的公共性立场,在思维方式上由社会治理的主客二元思维向主体间性的公共思维转变,在思想基础上由个人主义治理传统向修复社会团结过渡。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进阶形态,其内在结构是包含主体互嵌、领域协同、机制调控和行动合作的统一体,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则是综合“价值—结构—行动”维度的系统性工程。社会治理共同体勾勒出中国社会团结机制的新样态,对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对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实践创新的有效形式进行认真思考,有利于深入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大统战观,推动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首都统一战线通过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意见建议、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配合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有效实践创新工作,促进了各治理主体的多元联合,实现了人才资源的整合,找到了积极参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抓手,发挥了协商沟通、专项监督的特有优势。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态位困境及优化策略

生态位理论所蕴含的环境与活动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方法论思想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关键种"角色、治理主体功能的相互补充和治理疆域的限定。虽然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但我国的社会治理生态位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生态位困境,诸如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宽度失衡和生态位适宜度较低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从错位竞争、适恰宽度以及提升适宜度等方面来优化社会治理的生态位。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支撑。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主体要素等方面高度契合,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新时代推进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着力健全协商制度机制,加强引领保障;完善联动参与机制,强化协同联动;优化创新激励机制,促进效能释放,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为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的耦合——宪法学对社会治理的反思

社会生活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社会组织、公权机构互为表里、相互协调而织就的生活网络.在宪法学中对于社会治理的反思与关注主要集中在培育社会自治,并在培育社会自治的基础上谐调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以期达到耦合.因此,公权机构的社会治理行为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及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行为的耦合是求得社会生活和谐的关键.社会生活的和谐又非简单的制度生造,而是以对人的同等尊重为核心.     

中国的县政改革实践：困境与出路

当前,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县政改革的实践探索,其中以行政分权为特征的＂省管县＂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最为引人注目。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县政改革探索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形式的困难与阻碍。在此情况下,更需要明确指出,县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出路应该是县政自治。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适度化治理的应然逻辑

适度化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念。适度化治理是指多元主客体在治理过程中合力寻获适度区域,因需制宜地在适度区域中取动态平衡点,借助非均衡手段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各种治理问题,防范或消除失衡状态,尤其是防范或消除由失衡状态催生的“低水平锁定”状态,稳步提升治理水平。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适度化治理的必要性是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差异程度过大或过小,都会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危害。实现适度化治理面临双重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准确确定变更政策的时间点,并实现变更、差异状态的阈值;挑战之二是实现现代化体系与环境的相契合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