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完善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路径分析

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环境建设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需要。鉴于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存在制定主体单一,认识不足;决策机制不科学、内容简单;资源投入不足,失衡显著;监督乏力、体制不建全等诸多问题,指出必须通过优化政府行为,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政策制定体系;推进政策执行体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监督机制;合理分配政策资源,注重对本地区已有人才的培养;丰富工具类别,建立以科技创新人才需求为导向的决策机制等途径,完善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环境建设。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特征探究——基于2000-2019年天津市政策文本分析

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政策工具视角对2000—2019年天津市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工具整体逐渐丰富,但各类子工具并不均衡。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运用最为频繁,辅之以公共服务子工具,以营造与完善科技创新硬件条件与软环境;供给型政策工具其次,采用资金投入子工具为主,人才培养子工具急剧增加,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增长,同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可持续性创新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近年来海外机构子工具使用逐年增强,而政府采购子工具逐渐减弱,以期减轻对政府的依赖,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开国际科技市场。本文探讨我国地方政府聚集有限资源、突破地域发展限制、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工具类型与数量及内涵等特征,以期为天津市同类地方政府进一步合理布局科技政策、完善地方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范式的变迁与未来趋势——基于305份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其政策体系的变迁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借助NVivo11软件,整理并筛选了1978—2018年农村扶贫领域国家层面的305份政策文件,分析了农村扶贫政策的话语体系和范式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范式已经历救济型、开发型、攻坚型、联动型四个阶段,当前正值"精准扶贫"新阶段;并呈现了从温饱难求到扶贫瞄准、从解决温饱到自我发展、从单一主体到多方联动、从强制主导到多轮驱动等变化态势。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未来发展将聚焦相对贫困人口及其能力发展,积极构建多方合力的大扶贫格局,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综合施策,实现可持续的高效扶贫,进而促推协作性公共管理在反贫困领域的智识努力。     

政策工具一定会服务于政策目标吗——基于23份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文本的分析

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在政策制定环节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是实践者的常用手段,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服务于政策目标呢?以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为分析对象,构建基于目标-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3份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使用的政策工具与目标呈现非对称性,不同主体功能区均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导,财政型政策工具为辅,而信息型和组织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无法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性。这可能源于政策选择中的工具阻力、政策制定者的观念阻力、政策分解中的操作阻力以及政策运行中的体制阻力。为使政策工具更加契合政策目标,应逐渐形成清晰化的工具使用谱系,不断加强政策制定主体对政策目标的认知深度;逐步完善政策目标分解技术,致力降低政策目标在层级分解过程中的偏离程度;充分考量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体制、政策组合、行政资源等巧妙结合。     

中央和地方“十四五”防灾减灾救灾政策规划文本量化研究——基于“X-Y-Z”三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发展防灾减灾救灾事业是国家稳固、人民安康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中央和地方制定一系列防灾减灾救灾政策规划,助推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发展。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X轴）—政策目标（Y轴）—政策主题特征（Z轴）三维框架,借助NVivo11 Plus分析中央和地方（西藏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除外）颁布的172份“十四五”防灾减灾救灾政策规划文本,运用ROSTCM6计量软件分析政策规划文本主题词。研究发现,在中央和地方“十四五”防灾减灾救灾政策规划文本中,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居于主导位置,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相对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明显不足;不同的政策目标对应的参考点数量差异较大,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主题特征三维度之间存在较强联系及相关性。最后指出,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和方法,顶层设计注重整合多主体力量,中层政策注意协调工具箱合力,基层实践聚焦释放示范点效能,是加快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发展的重要策略。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在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运用

伴随着公共决策方式的变化和人民对于公共管理性质与作用的重新认识,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也急剧扩大。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公民参与,并且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公民参与对于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扶贫方式的创新。我们由传统的扶贫方式开始转向“参与式”扶贫,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提高了扶贫政策的效果,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韩青年政策比较研究

青年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中韩两国的青年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青年政策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韩两国青年政策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非常重视青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青年政策走向大体趋于一致;在青年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加关注青年主体利益。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青年政策形式不同;青年政策运行机制不同;青年政策侧重点和方式不同。     

中韩青年政策比较研究

青年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中韩两国的青年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青年政策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韩两国青年政策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非常重视青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青年政策走向大体趋于一致;在青年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加关注青年主体利益等三方面。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青年政策形式不同;青年政策运行机制不同;青年政策侧重点和方式不同等三方面。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     

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与投资效率

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经历了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满足贫困人们基本需求与促进贫困地区工业发展并重",以及"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演变.从财政扶贫资金、扶贫信贷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投入的效果来看,它使得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成绩是巨大的,然而用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来衡量,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矛盾,这就对政策调整提出了迫切的任务.     

西方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与启示

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寻求因果关系理论的逻辑下,形成了大量的主流政策过程理论或框架。而今,政策过程理论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叙事政策框架、子系统及其超越、决策和官僚机构、政策过程的综合框架等方面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及其趋势,对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来讲无疑具有诸多启示：（1）区分和厘清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概念;（2）继承与创新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3）实现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精细化与政策子系统的超越;（4）合理把握官僚机构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陕西省级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新西部大开发部署的推进,陕西省人才政策能否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值得研究。本文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陕西省2008-2020年间颁布的101件省级人才政策文本特征属性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级人才政策的文种类型多样、发文单位较广、年发文量呈波动变化。通过主题词分析,可将省级人才政策划分为初始、发展和巩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差异。人才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适中、需求型稍显不足。未来在完善政策体系的同时,提升人才政策执行的效果将更加有利于陕西省人才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科学教育政策演进逻辑与调适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不同时期教育目标,我国科学教育政策总体上历经酝酿探索、整体推进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研究采用政策计量和文本分析方法,识别不同阶段科学教育政策目标、政策重点和政策主题,厘清政策演进脉络过程,探讨政策演进逻辑。当前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建设成效显著,但同时存在政策偏差。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是强化科学教育政策体系的逻辑起点,未来调适的基本路径包括构建以科学教育为核心的独立的科学教育政策体系,制定各学段衔接的科学教育基本政策,完善多主体协同育人的科学教育基本政策,推动科学教育具体政策制定完善。     

论决策后政策论争

政策决策后论争是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但又容易被忽略和混淆的环节。决策后政策论争主要发生在政策决策结果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阶段上。它是因政策制定阶段上由政府部门中的个体、团队和组织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内部结构本身与由公众、利益团体、政策咨询者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外部结构本身及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信息沟通障碍而发生的。政策决策中政策信息利用的不完整、沟通进行的不充分、利益表达的不全面为决策后政策论争提供了必然而又合理的依据。决策后政策论争是增进整体政策过程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履行着弥补政策决策失误,促进政策博弈持续化,保证政策活动理性化,推动政策观念制度化的功能。     

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实践研究——以陕西省清涧县为例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教育扶贫作为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是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完成"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略目标,今后几年必须抓住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点,即将"输血式扶贫"全面升级为"造血式扶贫"。将中央教育扶贫政策、国内教育扶贫工作示范区域的先进经验与陕西省清涧县教育扶贫现状结合起来,可以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的长效有序开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以"志智双扶"思想为指导;二是支持乡村教师发展;三是以教育信息化推进教育扶贫;四是教育扶贫要强化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能力。以期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科技金融政策发展及对策研究——以东湖高新区为例

科技与金融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紧密,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已具雏形,科技金融政策的融合与完善对促进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对东湖高新区科技金融政策的梳理及分析,发现其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政策目标不够明确;发布主体及渠道过多;缺乏科技金融环境支持政策;政策制定及执行不足。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确定政策目标;明确发布主体;完善科技金融发展的环境支持政策;加强政策实施合理性与执行力度。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