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两种样式及其解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成长土壤,浙江省和四川省在治理创新的道路上发展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创新模式——"民主恳谈"和"公推公选"。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时,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体系的支撑下,深入到民主发展的实际场域,并在考察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索其内在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衡量指标:经济发展、维稳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下,又引入了政企关系这个解释变量,认为两省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创新类型作为突破口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试图更加全面地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不同的路径选择做出逻辑论证。     

“元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为应对科层制治理、市场治理、网络化治理三种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有关学者提出了"元治理"理论,突出强调国家权威在社会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元治理"理论在中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起到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元治理者",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从坚持领导地位、加强自身建设、协调多种治理三个方面入手。     

港澳地区黑社会的历史及对大陆渗透的现状分析

香港三合会渊源于清代南方三合会 ,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澳门黑社会组织的开山鼻祖是成立于十九世纪的“友谊馆”、“友乐馆”和“利卢馆”等社团。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 ,进入九十年代 ,逐渐加强了渗透力度。     

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文本

社区治理研究者多以"政府、社会"两要素描述和研究社区治理模式。本文把社会要素进一步细分为居民和企业要素,以三要素(政府、企业、公民)来研究和描述社区治理模式。三要素说是两要素说的发展,它丰富了社区治理理论。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

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兴起和发展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犯罪常态。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当前我国网络赌博犯罪呈现出严峻态势,其中又以网络开设赌场犯罪较为常见。建立"赌博网站"或"赌博微信群"是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赌博游戏软件在运营中因违规操作而为他人赌博提供平台的,属于非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要贯彻企业家保护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赌博违法犯罪治理政策。在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定性中,开设、赌博、赌场、抽头渔利是核心要素。关于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量刑,要侧重从社会管理秩序、赌博游戏软件的属性以及行为人开发该软件的目的等方面对案件的不法程度和责任程度进行实质评价,不宜采用传统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思维和"赌博网站型"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标准。     

地域性电信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综合打击模式研究

电信诈骗案件发案量逐年大幅增长,作案手段不断演变,巨额的诈骗金额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逐步形成了以作案手段区分的地域性电信诈骗犯罪群体。针对地域性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当地公安机关开展从源头治理综合打击此类犯罪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为破解地域性电信诈骗案件中单个案件侦办成本高、线索少、侦办难度大等现实困难和障碍,有必要将源头治理、综合打击模式作为应对地域性诈骗犯罪的重要参考路径。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论珠澳联合开发横琴

珠海和澳门在横琴开发中具有各自的优势,可以选择珠澳股份制开发、澳门主导开发、珠澳同城化开发等联合开发横琴模式。珠澳联合开发横琴的战略突破口是:把横琴建设成为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的典范、世界休闲中心、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区。横琴开发中要更好地发挥澳门作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作用,澳门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澳门对珠海乃至珠三角西岸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珠澳联合开发横琴的制度创新路径是:构建一种适合珠澳两地发展的制度框架,协调与统一两地的通关、边检制度,实现分线管理的通关新模式。     

澳门法律体系中的软法规范研究

从软法理论视角研究"政府-社团"二元治理体系下的澳门特区,可以勾勒出澳门"硬法+软法"二元法律体系框架。社团章程等社会法规范都属于软法规范,而澳门广义政府立法文件中含硬法规范和少量软法规范。澳门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为政府与民间的持续互动留有空间,防止政府滥用职权,能实现公共治理中的帕累托改进。澳门软法治理实践体现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二元合作治理特色,有效约束软法创制和适用中的随意性,政府也为民间自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应保持民间自治传统,慎重对待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考评,软法规范密集的领域若需立法可以考虑纲要法形式,可尝试推广消费者委员会"行业守则"模式。     

执法、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中的香港三合会之演变(上篇)

在香港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背景下,殖民后期及后殖民时期的政府都试图压制三合会。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执法的完善以及对非法企业家与不良财产的持续关注,公众对三合会容忍度下降,对警察的信心大幅提升。三合会的规模、形式、知名度以及相关活动也随着与三合会有关的致命性暴力和会员活动减少而发生变化。市场改革、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显著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非法商机,从而鼓励与三合会有关的商业色情企业迁出香港。     

执法、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中的香港三合会之演变(下篇)

在香港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背景下,殖民后期及后殖民时期的政府都试图压制三合会。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执法的完善以及对非法企业家与不良财产的持续关注,公众对三合会容忍度下降,对警察的信心大幅提升。三合会的规模、形式、知名度以及相关活动也随着与三合会有关的致命性暴力和会员活动减少而发生变化。市场改革、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显著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非法商机,从而鼓励与三合会有关的商业色情企业迁出香港。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的罪名界定标准探析

目前,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犯罪日益猖獗,加之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行为相似,刑法规制陷入了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界定困境。"赌场"仅指赌博的场所,是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行为载体,网络"赌场"不限于赌博网站,所有能进行赌博活动的网络空间均在其列。有输赢之分的微信群抢红包行为属于赌博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是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必备要素,不能作为两罪的区分条件。管理性标准是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性质的关键,以管理赌场的运营规则、赌场人员的具体分工、赌场的持续经营三个要件综合判定。行为人带有营利目的,于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符合管理性标准,应定性为开设赌场罪,不应认定为赌博罪。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国家、组织化与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再思考

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与国家治理权威的碎片化为我国的社会秩序重构带来了巨大挑战。社会的再组织化发展,是我国克服理性的建构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模式困局的必然选择。但我国的社会再组织化发展需要走出传统的"社会国家化"发展模式,并从体制性路径、功能性路径和社会性路径三个层面推进。     

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与青年发展笔谈

<正>【编者按】201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20年来,澳门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结合自身独特条件全面准确理解并创造性地将"一国两制"的理念、方法加以适用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不是抽象符号,不能一成不变,它是具有未来向度的、随着认识和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制度体系。青年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社会群体,"科学构想"照入"实践经验"的二十多年中,"一国两制"全面塑造着澳门青年发展的方向和水平,澳门青年因素也始终伴随并深刻影响着"一国两制"运行的方向和质量。基于"一国之利,两制之便"建构起的澳门青年政策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政治逻辑

超越既有文献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短时段观察和碎片化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划分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起步、深化、优化与固化期,分析"党让社起""党助社长""党规社治"到"党进社强"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共产党建构政治秩序的主体性、路径性和效能性。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的模式源起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治理需求倒逼,其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朝向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未来图像,为理论研究深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开发区治理中的“政企统合”模式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出现了一种"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所谓"政企统合"模式,即地方政府通过将开发区政府形式的部门与企业形式的部门有机统一起来,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体制来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在制度创新、区域发展等诸方面的作用,从而提高行政绩效与区域绩效的模式。开发区通过在人、财、事三个维度进行权力扩张,带来了开发区地方政府的优势,从而形塑了"政企统合"模式的管理特点。本文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行政管理企业化、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以及地方政府运行公司化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政企统合"模式的自我运作与发展。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空转"成为常态,它是由外生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治理空转现象具有可修复性。社会治理"空转"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空转、体制性空转和政策性空转三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加与重合导致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成为所有公共行为共同具有的属性,即转型社会的复合性特征。过渡社会的异质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同一性,重叠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形式主义侵蚀着社会治理的法治根基,从而引发了社会治理的空转。复合型治理通过整合现有的治理模式,拓展社会治理时空,实现多种治理模式共存,可以满足社会治理多元性、异质性的需求,是根治社会治理"空转"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