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英文）

Multilateralism i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China-EU cooperation. Whether and how China and the EU can become real strategic partners and strengthen global governan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f both sides manage to strengthen this foundation, it will be the pillar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multilateralism.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

中国和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京都进程中,欧盟扮演了领导者角色,而中国是一个积极而谨慎的参与者.在后京都进程中,中欧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既有共同立场,也有政策分歧,但总体上进行着更为频繁而积极的互动.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责任定位:基于全球问题属性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两极对抗的体系特征消失,一方面国际社会因缺乏主导性力量而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各国之间又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产生了种种新的威胁。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全球治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面临重大困境和挑战,亟须变革。全球治理转型研究应当从全球问题本身的特性出发,基于不同类别的全球问题,选择不同的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合理引导全球事务及其治理。中国应主动引领这一转型,一方面实现全球问题的善治,另一方面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中谋求有利的地位。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美印全球安全治理互动探析

在"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美印两国陆续启动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各种战略磋商机制。两国防长公开宣称美印安全关系将成为"全球安全支点",并肩维护和推动"全球和平与安全"。本文试图探析美印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互动的基本演变、确切目的、具体领域及其前景等相关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逆转,而是面临转型。实际上,跨国公司嵌入式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阻止全球化逆转的棘轮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要素禀赋,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全球供应链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极易受到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的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属于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在全球化转型时期,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为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方面,跨国公司与部分国际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从理论上讲,自愿融资的激励会产生某种类似俱乐部的结构,可以促使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

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而且产生了种种高度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自从1945年以来的“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则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据。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最强烈的政治呼吁之一。全球治理概念及理论的逐步提出和深化是对传统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挑战。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     

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

国际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两大方向: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霸权地位的批判;二是通过探索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破解传统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与这两方面的理论反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其强调的理论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从吸纳非西方的元素到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实现"统一的全球对话"这一转变。中国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个不同阶段。从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讨论来看,"超越两分与推动对话"有助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并实现"二元互补",而"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则可以使其突破"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论"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广范围的普适性。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美国“长臂管辖”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在美国引领下开启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并随着全球化加速而进一步发展。然而,既往这些全球经济治理成果始终与美国霸权相绑定,美国从思想、立法、结盟、武力与货币等多方面赋予自身在关键时刻进行“长臂管辖”的能力。伴随着美国霸权衰落,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上升,美国为护持霸权,倚仗上述既有优势,大肆开展“长臂管辖”,严重挑战全球经济治理所依赖的平等共识、规则制度、政府间合作、各方互利关系。以欧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也因此对美国“长臂管辖”予以反制,但效果不佳。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再度凸显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长臂管辖”的威力与危害,中国有必要将坚决反对美国“长臂管辖”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相结合,提升战略认知水平,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与客观限度,同时加强多方政治互信,推进制度型改革开放,在金融等领域寻求国际社会最大限度的改革认同。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