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力量要强 行政人员必精——从卢梭《社会契约论》谈起

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精简机构”已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批判地吸收借鉴前人的有关思想,无疑是有益的。我认为卢梭对国家机构的设置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本文就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起。社会契约,卢梭称为人民自身间的一种结合行动,由之而产生国家;人民主权,卢梭定为其理想国的根本原则,由之而体现“公意”。卢梭认为,国家的政治包含立法和行政,“在立法权上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但是在行政权上,则人民是可以并且应该被代表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6页,以下同     

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对费尔巴哈实践观评价不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认为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然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却称赞“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认为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茨、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1页)     

试论个人迷信产生的根源和条件

个人迷信是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份腐朽的遗产。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份被列宁斥为“极端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却被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继承。现代造神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更是“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8页)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历史的灾难结束了,猖獗一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受到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但现代迷信的迷雾并未因此而完全消散,相反,它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件事从反面启迪我们:清除现代迷信既非轻而易举,也非一劳永逸。因此,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和条件,对于深入认识个人迷信的本质和危害,抵制这种毒菌的蔓延,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十月革命后,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列宁是在两种意义上来谈论的。一方面,列宁从狭义上来谈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政治是阶级斗争。他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另一方面,列宁从广义上来谈论政治,把政治看作是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同上,第370—371页)列宁还谈到这两种政治的更迭:“我们走向战胜自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同上,第370页)列宁指出有“经济方面的政治”,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一方面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同上,第441页)另一方面又说:“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同上,第444页)他认为:“今后最好的政策就是少谈政治。”(《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6页)就字面     

对群体性闹事的社会心理思考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正处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必将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引起部分人的不满,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的发生。据山东省烟台市统计:1993年该市发生的这类事件比1992年上升51％,参与的人数比上年增加62％,单件事件参与人多者达数千人。群体     

社会主义史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家——纪念格拉古·巴贝夫诞辰225周年

1797年5月,法国革命家、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巴贝夫在英勇献身的前夕,十分自信地表示:“我确信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转弓自《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174页)历史已经证明,巴贝夫和他的战友的悲壮牺牲,他领导的平等派运动为社会主义史谱写了新的篇章,巴贝夫空想社会主义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称赞。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高度评价平等派是“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马恩全集》第4卷第339页),赞誉他的学说“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马恩全集》第2卷第152页)。这既是人们对巴贝夫和他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公论”,也是给这位社会主义先驱者奉献上的最好“花冠”。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争议

1.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1)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过时,仍有重大意义。(《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3期第2页)(2)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教条化。艾伦·亨特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即不能“认为经济包藏着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不能认为     

论卢梭的民主政权观及其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

1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这样写道:“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认为“一切合法政府都是共和制的”,而在每一个共和制政府中,“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创制者”。这就是他的民主政权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这一观点。     

新论摘编

谁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模式热”。在国际共运史上,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布哈林。他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时指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产阶级不能成为成熟的社会组织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探索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国家中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共产国际公报》1922年,第14—15号,第8页)。这个论点后来还受过严厉批判。但现在看来,不管人们对布哈林的总评价如何,这一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贡献。     

“娃娃师长”李天佑

被彭德怀等老帅戏称为“娃娃师长”的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生于1914年。他15岁参加红七军,16岁当连长,19岁当团长,20岁当师长,身经百战,智勇双全。70年前,他率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县新圩与强敌激战三天,胜利完成中央红军左翼的掩护任务,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魏特林的“能力选举”制度

(一)魏特林是德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他那《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和海涅也极力推崇这本书。梅林则认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对“萌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生了有益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106页,《马克思传》上卷第158页)稍后,列宁也说魏特林是“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我和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邓小平谈邓小平(四)

1986年刘伯承逝世时,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说:“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5页) 邓小平在追述了刘伯承的革命生涯后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     

艺术之家“三人行”

“比如卢梭,为什么是大师呢?不是在于他画的象不象,而在于他有特别的感觉形成他独特的画风。”(杨春 白雪 2002年3月30日) “悟就象窗户上的纸,当你琢磨透了,它也就透亮了,道理就是这样被领悟的。”(杨春 白雪 2002年4月26日) “一个人有使命感是最重要的,使命感就是老天让你在人间完成的一件事情,我的     

批评的武器不能丢

1981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的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有人说是打棍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77页)同时还告诫全党:“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同上,第879页)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论”述评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共同缔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曾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72页)然而,西方一些学者却无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崇高地位,对恩格斯进行了大肆攻击,炮制所谓“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论”。这一论调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介绍和评析,以揭露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略论认识的双向选择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为了批判马赫主义曾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其中之一是:“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该书第57页)这里列宁把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归结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长期以来,苏联和     

论道德需要

<正> 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庸俗的个人需要论时,曾经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这对施蒂纳说,就意味着这需要和它的器官就成为他的主人,正如以前他曾把满足需要的手段(参看‘政治自由’和‘共产主义’两节)作为自己的主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6页)人的活动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     

发展我国民主体系中的直接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直接管理国家。马克思叫做“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恩选集》第2卷第382页)。列宁的阐述更为详尽。他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在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主要形式是代表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这是与     

“资产阶级民族”的提法是科学的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体。“资产阶级民族”这一提法揭示了这类民族的经济关系,也揭示了这类民族的思想关系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恩选集》第1卷第255页)。列宁在谈到民族的产生时说,“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列宁选集》第1卷第22页)可见,在资产阶级时代形成的民族,其社会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的,在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充当了领导者,资产阶     

人类在无限延续中能够接近对客观外界的完全的认识吗?

在解释绝对真理的含义时,有人认为绝对真理是“对整个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毫无遗漏的完全正确的认识。”[见《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84年第6期第93页]有人认为绝对真理“是人类在无限延续中能够接近对客观外界的完全认识。”(吉林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159页)我们把第一种观点简称为“完全论”。第二种观点简称为“接近论”。“完全论”哲学界多数同志已提出了异议,而“接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