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廉洁城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实践的新探索

“廉洁城市”本质上是对城市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建设“廉洁城市”有助于破解当前的反腐败困局．实现反腐倡廉实践路径的新突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廉洁城市”建设包含廉洁政府、廉洁市民、廉洁市场、廉洁社会等重要要素,各要素间相互关联,构成权力监督体系、市场诚信体系、社会道德体系等基本框架。建设“廉洁城市”,既要汲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的核心智慧,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又要学习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错路;既要完善以各项反腐倡廉制度为重点的城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科学反腐、防腐的成效,又要激发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廉政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主体性作用。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与制度建构

从理论上说,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定位是促进融资主体、行业组织和商业银行等治理功能的发挥.我国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存在异位现象,无法有效促进其他主体发挥市场治理的功能.这与法律对政府权力约束不够相关,也与法律对其他市场治理主体的权利保障不力相关.促进政府角色回归需要在制度上加强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并以此理顺政府与其他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主体的关系.     

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科学界定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并进一步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从体制上理顺权力授受关系,使人民真正拥有控制政府的力量;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推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廉洁城市:反腐倡廉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层次

建设廉洁城市的理念与实践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新突破,值得肯定。在廉洁城市成为诸多城市决策者设定的重要目标的同时,还应看到廉洁城市建设只是反腐倡廉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层次,不可能建成"廉洁孤岛"。廉洁城市建设必然受制于必要的外部法制条件,需要在廉洁政治的顶层目标下,形成廉洁城市促进廉洁政治建设、廉洁政治带动廉洁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和环境氛围。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下)——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机构设置及组织图1.关于街道新组织图的几个新机构的职能及组织关系的说明(见图2)(1)地区党建联席会(协会)。非常设机构,由辖区各单位负责社区党建的副书记组成。其职能是:制定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参加社区建设的计划,各单位分工并承担相应任务,动员各单位党组织对社区建设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并组织各单位党组织交流社区党建经验。市、区党委应制定“社区党建联席会(协会)条例,”以明确该组织的性质、职责、权利及行为规范。(2)街道地区管理委员会。“报告”指出,地区管理委员会是街道主持的辖区的行政事务组织协调机…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与补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和范式追入到学术领域，第三部门以志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相对于政府的层级控制和市场的私益属性，更适应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本文要探讨的是，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因何存在“可补救性”的问题。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主要有国有垄断企业有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地方支柱企业绑架地方政府的决策、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俘获产生的原因包括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反腐败不力及廉政建设滞后、各社会群体参与不均衡、政府权力缺乏制约,法治不健全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障民众的结社权利,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严惩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体系。     

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历来十分重视,构建了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工作中,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腐败案件仍然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反腐倡廉制度缺乏有效的执行或者执行力不高,其主要表现为执行力上强下弱、层级递减,执行人员避难就易、见风使舵,并奉行“好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廉政制度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能力,执行者的心理态度、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和制度执行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廉政制度执行力的主要因素,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廉政制度执行力。提高廉政制度的执行力,应积极营造具有良好执行意识的组织文化,健全科学完备的廉政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具有制度意识的社会崇廉氛围,从而实现社会的廉洁善治。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