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场”与“官场”

“书场”为书法表演场所的简称，顾名思义，“官场”也就是官员表演的场所的简称。现在“书场”有句话，叫“流行书风”．也称“时风”。笔者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书场”与“官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书风”也就类同了“官风”。     

司法“暂缓”之质疑

近几年来,各地法院、检察院为推进司法改革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其中,审判机关的“暂缓判决”、检察机关的“暂缓起诉”即是在司法实践中引人注目的改革举措之一。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初衷是应该肯定的,但上述举措令人深表质疑: 首先,该举措具有违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八条已明确规定了检察院、法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期限。法     

在“防腐满意度”面前应永不言好

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表示，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仅2003年到2011年9年中，因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就有4．2万余人。崔海容称，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满意度南2003年的51．9％上升到2011年的72．7％。     

认定诈骗罪无需“处分意识”——以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实施的诈骗案为例

有学者认为,被害人对财产具有处分意识是认定诈骗罪的必要条件。这种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天然缺陷,并被利用信用卡支付方式实施的机票款诈骗案直接推翻。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尽管因受骗将财物"拱手送人",但行为当时却对这一后果完全没有认识。由此看来,认定诈骗罪无需被害人具有财产处分意识。同时,必要说的几点主要理由均存在缺陷,学界反驳不必要说的理由也值得反思。     

“多次盗窃”及“盗窃数额的累计”应当合理规制

盗窃犯罪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见、发案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盗窃犯罪因难以认定而存在惩治障碍,其中＂多次盗窃＂的认定和＂盗窃二、关于＂盗窃数额累计＂规定的缺失盗窃数额的累计”就存在诸多问题。     

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党纪责任追究问题分析

单位犯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新的犯罪形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经济转型期间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增多，单位犯罪的案件也逐年增多，如何依纪依法、恰当地追究单位犯罪中相关责任人员党纪责任，特别是开除党籍处分的问题，逐渐成为摆在广大纪检干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推土机市长”的贪腐路 原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受贿案纪实

2013年10月17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1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消息：经查,季建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亲属等人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坏。季建业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季建业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劳教违法行为的归宿——基于对“保安处分说”和“二元分流说”的批判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在后劳教时代,如何处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所确立的十类违法行为。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有两种,即保安处分说和二元分流说。前者对再犯危险性的预测缺乏准确性,容易异化为新的劳动教养,因此不宜采用。而后者将部分违法行为做犯罪化处理,容易导致犯罪圈的扩大。有七类违法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行政法所规制的违法行为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可以对这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化处理;有三类违法行为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可以予以免于处罚化。     

由“不可为”到“不愿为”

正纪律本身是一种带有硬性之意的约束、限制、规定,与人的觉悟不完全是一回事。只有高品位的纪律意识、纪律行为,才能成为一种觉悟。如何将纪律提升为一种觉悟呢?纪律的基本起步是什么?不是告诉人应当如何为,包括如何高尚起来,如何光荣起来,如何美好起来等等,而是首先告诉人许许多多的     

各地对官员大办婚丧喜庆“戴金箍”

5月26日,中纪委发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违反八项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979人,其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受处分官员达1300人,占10．9％。这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74名地厅级干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司法机关往往采用其他定罪量刑标准认定犯罪。本文旨在论证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一)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侵权产品数量等均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均不能完全涵盖行为人的犯罪特征或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恶意。~①如在制售假酒案件中,有的犯     

诡异的“攻守同盟”

对于小偷、刑警队长、县委书记三方而言,结盟是最佳选择：小偷的犯罪金额少了,刑警队长的行贿往事、县委书记巨额财物背后的秘密也遮掩了。“同盟”瓦解后,小偷选择当庭揭发其他被偷在职官员的真实失窃信息。“他想将在任的、有权力的官员拉下水”,期待他们能来救他。     

国外“污点”官员复出调查

相关条例明确指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提拔担任领导职务。问题官员最近"频频复出",甫闻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仅仅两个月,随即便出任地级市环保局副局长。紧接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因2010年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被免职的环保局局长去年12月履新。再往前看,还有三鹿"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官员陆续复出,宜黄拆迁事件中被免职的官员再任职等,这些复出都招致了社会质疑。当然人们不是非得跟这些官员过不去,也不是说曾被问责的官员就该永无出头之日。关注的背后,其实是对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程序焦虑。     

“实际控制”财物就是贪污既遂

近年来,针对违法犯罪形式的多样化,司法机关及时出台了一批新的法律法规,修订了原有的制度规范,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司法解释,为严肃党纪国法、有效打击新形势下的违法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期特刊发由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提供的两个典型案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村官”职务犯罪管辖亟待规范

虽然有关法律解释对"村官"职务犯罪主体身份有相应规定,但因"村官"主体身份的多样性和履职行为的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对其职务犯罪定性时时有争议,因此对以罪名和犯罪主体作为职能管辖分工依据的刑事管辖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实践中管辖歧义易使"村官"经济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甚至信访群众"状告无门",导致重复、缠闹、越级访等出现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亟待予以规范。一、"村官"职务犯罪管辖争议     

仅收受赃物是否属于“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

正一、基本案情2011年5月1日,杨某(1994年2月8日出生)和表兄李某在某乡镇街道逛街,当进入某商场购物时,杨某趁营业员马某忙于招呼顾客,将营业员放在抽屉的4000元营业款秘密盗出,后与李某离开商场。出门后迅速搭乘一辆出租车欲离开该镇。在出租车上杨某告知李某自己盗窃的事,并当场将赃款的一半2000元分给了李某。他们离开商场后不久,商场营业员马某发现营     

“被当官”的陈永贵

近年来"被字句"走俏,有"被增长"、"被幸福"、"被拆迁"等说法,但没听说有"被当官"的.可这种稀罕事也曾有过,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就是一例. 陈永贵一生跌宕起伏,书写了一个农民的传奇.他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他先是当了省领导,1975年1月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他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有顺口溜日:"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其实,陈并非文盲,他没上过学,但经过后天学习还是认识一些字,能勉强看报.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半文盲.虽然没多少书本知识,但有社会实践经验,当个公社干部或县干部都不会有问题.可要当国务院领导,实在是难为他了.     

新解处分原则中的“处分”

德、日等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中的“处分”与民事实体法上的“处分”一脉相连,主要围绕诉讼标的展开且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与之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却将处分原则中的“处分”简单理解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的自由”,将“处分”混同于一般权利的“处置”,结果直接诱发了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泛化与非约束性。有鉴于此,我国有必要还原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本意,将其与实体法上的“处分”联系起来,界定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特定诉讼权利以实现在诉讼中主张、变更或抛弃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     

从“问题”入手践行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主席明确要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本文指出发现、揭露和解决问题是检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志,党员领导干部需从问题入手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善于发现、勇于揭露、全力解决制约单位建设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