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被告供述任意性再审视之研究

被告供述在刑事法上对查清案件事实真相至关重要,过分看重其功能则可能导致虚假供述的产生,而虚假供述正是造成刑事错案的一大诱因.从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来看,影响虚假供述的关键因素在于供述的任意性,不具有任意性的供述直接影响其信用性.现行刑事法在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但是这些规定之间不仅存在着冲突关系,而且在刑事司法实务上的运作也不甚理想.因此应从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入手对我国刑事法进行再审视,在被告供述的取证上实现全程可视化、透明化,在被告供述的评价上严格排除非任意性供述,并使坦白从宽条款的运用相对化.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虚假供述成因的可控性分析

虚假供述是个体特质和审讯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借鉴现代控制论中系统-状态可控性理论,构建虚假供述可控性研究模型,在审讯-供述系统状态空间坐标系内对个体状态和情境状态中的各因素进行可控性分析,有助于充分认识虚假供述成因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亦有助于理解虚假供述本身是否具有可控性以及可控程度.     

刑案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

目前通过诉讼程序对无辜者作出的虚假有罪供述识别乏力，可识别的案件种类较少且具有被动性、偶然性、滞后性特点。为此，应将识别的重心前移至侦查阶段，拓展识别的路径，对无辜者的言语、非言语行为、生理心理及供述内容本身进行识别。     

简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往往被视为“有罪之最佳证据” ,如果该供述出自任意 ,则易被当作可靠的证据采用。但是 ,供述即使是合法取得的 ,并且出于任意 ,也有虚假的可能。因此 ,对于未排除的供述 ,其可靠性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供述的补强规则 ,是适用于供述的一项证据规则。     

刑案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的成因及对策

虚假有罪供述现象从根本上说就是冤假错案发生的导火索,广泛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极大的危害着诉讼的公正.本文从讯问环节入手抓住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这一表象,透视其构成要素,挖掘其深层形成原因,以期找出讯问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预防.     

论被告人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

被告人翻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由于被告人庭前供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法官普遍以被告人庭前供述定案,这是导致我国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被告人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被告人庭前供述准入制度的设置上,存在传闻例外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在庭前供述排除制度的设置上,存在正当程序模式与任意性模式。我国宜借鉴直接言词模式与任意性模式,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一致时,庭前供述不具备证据能力;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不一致时,庭前供述如果具备自愿性要件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只有同时具备自愿性与真实性要件时才可作为实质证据。     

甄别式讯问原理与指导示范

近几年来,如浙江张氏叔侄案、河南赵作海案等案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如何在侦查讯问阶段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担忧,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了一个急迫的问题.本文提出甄别式讯问,利用心理学、生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知识,通过归纳犯罪嫌疑人进行真实供述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特点来为真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建立一个模型,寻找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进行真实供述时的规律及与虚假供述时的区别,甄别犯罪嫌疑人供述是真是假,以便保障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实供述的研究与应用

本文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研究了如实供述的定义，指出如实供述是指主动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和影响定罪量刑的其他情况。本文从比较的视角研究了如实供述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并提出如实供述是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渐进方式。本丈最后分析论述了如何在侦查实践中如何利用如实供述速成辩诉交易。     

被告人庭前供述与庭审中供述不一致的审查判断

【裁判要旨】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致,出现反复,是刑事审判实践中审查判断证据经常遇到的问题。根据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的规定,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非法拘禁型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传统自白任意性规则对于非法拘禁型供述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有必要引入美国毒树之果理论。只要供述是先前非法拘禁的产物或与先前非法拘禁有关,即可视为毒树所生之毒果加以排除。但是若非法拘禁与供述之间由于介入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关联性微弱,排除供述无法达到吓阻违法的目的,依毒树之果的例外如稀释规则,供述可不排除。当前我国犯罪嫌疑人未被赋予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却要承担如实供述义务,多重介入因素的影响非但没有稀释非法拘禁与供述间的因果关系,反而更紧密了两者联系。故我国对非法拘禁型供述采绝对排除。未来随着讯问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调整,诸如稀释规则等毒树之果的例外应引入我国,并由控方来承担争议供述与非法拘禁型方法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规制

由于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以及对身体强制审讯方法弊端认识的深入,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审讯策略正面临着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的转型.而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中频频暴露出的由心理强制导致的强迫虚假供述为我国认识心理强制审讯策略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样本.在心理强制的审讯时代,要想有效防止心理强制导致的强迫虚假供述,必须从强化审讯时间以及心理强制策略的规制、加强特殊群体的保护、建立科学的"三步审查法"以及实施警察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入手.     

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辨析

新《刑诉法》规定下,侦查讯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能是以提升合法手段获取供述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愿供述为出发点。而侦查讯问法定强制特点、侦查讯问策略内含的强制性因素又与犯罪嫌疑人的本能的常态的非自愿供述心理之间相互抵触,在侦查讯问实践中如何认识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提出犯罪嫌疑人"相对自愿"供述观点,成为依法开展侦查讯问,勇于正确实施讯问策略的关键和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何审查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由一起被告人翻供案例谈起

【要点】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或出现反复,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先供后证,对作案细节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之规范解读

重复性供述不包括重复性辩解，与刑讯逼取的首次供述在内容上相同或包容，在表现形式上包括讯问笔录、自书供词以及录音录像等材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 条规定了在原则上对重复性供述进行排除，但在更换讯问人员，转换讯问情境，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不排除的“原则加例外”排除模式。实践中，要对例外情形严格把关，明确转换人员的身份，全面、准确地告知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此外，鉴于重复性供述在实践中的复杂样态，对于重复性供述的诱因是否仅限于刑讯逼供一种形式，对刑讯之后多次讯问获取的不同供述，以及重复性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是否也须设定排除规则仍需进一步研究。     

共同被告人 供述之证据价值分析

共犯同案被告人供述无论是关于自己的犯罪供述，还是关于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供述均为被告人供述。而非证人证言；具有牵连关系的共同被告人如果仅就自己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时，其性质是被告人供述；共犯在分离程序中基于共同犯罪事实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同一程序中，只有共同被告人供述一致的，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分离程序中只有共犯供述也不能定案。     

论侦查讯问中欺骗策略运用的合法性界限

正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1]侦查讯问中的欺骗一般指欺骗策略的运用,即通过编造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讯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环境中,其占主导地位的需要是保护自身安全,在这种需要的激发下,形成逃避惩罚或减轻处罚的动机,在讯问中拒供或谎供。[2]这就要求讯问人员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策略,使犯罪嫌疑人克服供述的心理阻碍形成供述动机,并在此动机下进行如实供述。这些方法与策略包括:说服教育、情感感化、出示证据、心理限制等,欺骗策略也是其中之一。     

我国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探析

被告人有罪供述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证明力规则,主要目的在于对被告人有罪供述证明力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提出了补强要求。应以实体法为依据,从证据法的角度对该补强规则的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和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能力、共犯有罪供述方面进行明确,以求补强规则能在刑事司法中得以恰当的运用。     

涉案人供述的证据准入：考量因素与系统反思

我国证据种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仅指狭义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向办案机关作出的认罪陈述。目前,我国在肯定书面讯问笔录证据准入的同时否定其他形式记录的供述,否定行政机关所获供述的证据准入,刑事初查阶段涉案人供述的证据准入尚未明确,立案前涉案人供述随意转化为书证、传来证人。这既导致与案件有关的涉案人供述无法进入诉讼,又让部分不可靠的涉案人供述进入诉讼,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涉案人供述因为违反了自身利益,具有较高可信性,一般具有证据准入资格,但其是否证据准入还应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供述环境对供述自愿性、明智性的保障,涉案人供述引入诉讼的必要性,能否满足质证的需要等。我国应当赋予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供述的证据准入资格,否定行政机关以及初查所获供述的证据准入,对传来证人以来源查证、出庭义务为准入前提,涉案人供述证据种类转化仍应当适用供述证据规则。     

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重复性供述是否排除存在"不排除说""排除说""区别对待说"等不同观点,2017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确立了"原则加例外"的重复性供述排除模式。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重复性供述排除的"诱因"仅限于刑讯逼供,且例外情形不够明确,这是导致重复性供述出现"排除难"的重要原因。要进一步发挥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功能,应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诱因"扩大至威胁、非法拘禁等非法取供行为,同时明确相关例外情形,在此基础上,合理适用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