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回顾——兼论加强中日青少年交流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饮水不忘掘井人。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和日本方面的许许多多＂掘井人＂。在中日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前的时代,松村谦三先生是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阶段推向＂半官半民＂阶段的日方有功者。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然而,更加让周恩来震怒的不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是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一通奇谈怪论。今后,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局,要始终坚持和平、友好这一大方向,我们要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特别是要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青少年交流是最具战略性的。文化交流是心灵的沟通,是在两国人民心灵上架设桥梁的工作。总之,处理中日关系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局,要始终坚持和平、友好这一大方向。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谈判

2007年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成功进行了融冰之旅。这让人们想到35年前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破冰之举，觥斛交错间，两国外交家进行着寸土必争而又个性盎然的角力，中方的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参与了此次谈判．殚精竭虑，拿捏得当，尽显领袖谋略与气度。 本文口述者周斌，曾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日语翻译，是当年谈判的见证人。     

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进程中的非官方接触者的作用

二战后,依据圣弗朗西斯科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中封锁"政策,没有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反而在1952年4月,和流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了日台条约。日本政府顾虑到日台条约,一直避免与中国的官方接触。因此,非官方接触者代替日本政府,与中国进行了接触并促进了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官方交涉,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非官方接触者中的自民党非主流派和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进程中,起到了决定的且不可或缺的作用。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动因与态势

对日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关系持续回暖、经济关系出现波动、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关键阶段、全球经济风险趋于恶化、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新局面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步入了全新阶段。当前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呈现出多层面的新态势,动力更加强劲,目标更加明确,层次更加清晰,机制更加完善,领域空前拓宽。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的亚太安全形势和中国对日政策

21世纪初,如何思考确定中国的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是个重要课题.根据对21世纪初亚太地区总体和平形势将得以保持,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有所发展的分析,需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亚太战略和策略.并在亚太战略的框架内,依据对历史的分析和对日本今后政治、经济、军事发展走势的判断,从中国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出发,提出加强中日关系的建议.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以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集中比较和探讨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选择、继受与变通、效果与影响、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原理和特殊意义，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从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看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文章通过了解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友谊 ,让我们看到 ,人与人之间真诚对待 ,相互信赖 ,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 ;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理解、思想感情的沟通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指导着我国的对日政策,这一思想主要有五部分组成:承前启后的对日方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谦虚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采取正确策略对待双方分歧。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大价值。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不久,曾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中日关系进入了10余年的动荡期,并一度跌到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谷底,给两国的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一变化有着深刻、复杂、多层次的原因。2006年10月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经过"破冰"、"融冰"之旅,再到"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其间的重要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当然,两国间仍然存在一些重大分歧及不确定因素。中日两国持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而且有益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日关系体制的角色建构认知探析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关系体制经历了“19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两个发展阶段。支撑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是中日双方建构出的对于彼此的角色认知。然而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当前,支撑中日关系原有体制的角色建构认知基础已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未来中日关系需要探索建立一个既立足于现实又更为稳定的两国关系体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是必须直面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以务实为宗旨、以稳定为核心,按照“安全争端管控的信任方”“价值观制度差异互补的包容方”“更高层次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伙伴”“全球治理的协调方”的定位建构未来两国的角色认知。     

新生词汇中日对比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 ,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与海外的交流越来越多 ,新接触、使用的词汇也越来越多。扑捉这些新生词汇并准确译成日语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日语教师 ,应不断地把中、日的这些新词汇做以比较 ,融于教学工作之中。     

中国古典文学中水月共咏现象探析

中国古典文学中常常将月意象与水意象相结合,这是因为月与水两个意象都具有相似的象征性和哲理性。水月结合可以写出更加美妙传神的自然景象,可以抒发绵长悠远的情思,也可以表达深遂的理性思想。水月共咏之中消解了水的不羁与豪放,营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优美审美意境。同时,水月意象的结合使得咏月诗歌中景象更加阔大,写出单纯一轮明月所不能达到的审美意境。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两国关系始终无法深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诉求的增强,双方摩擦与冲突日益突出。总的来看,中日双边关系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非对称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这既是贯穿于中日关系的固有矛盾和彼此实力消长等问题使然,也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何从国际政治大变动的背景来准确把握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并积极思考,是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双方关系的变数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中日忠孝伦理对照研究

中日两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两国的忠孝伦理文化是在各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国虽然都强调“忠”“孝”,但是二者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两国的文化,以及中国人、日本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如何分析中日矛盾

无论中日关系是好是坏,都贯穿着矛盾。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日矛盾”与“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近几年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与此同时,中日矛盾又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对中日矛盾需要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中日人口发展与就业趋势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口政策在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同时也积聚了相当大的人口风险,包括人口的快速老化,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日本已经和正在经历的,日本为应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对我国规避未来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口发展与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2010-2050年劳动力供求及矛盾进行了预测分析,比较了中日在人口发展与就业方面的异同点,借鉴了日本的相关政策措施,提出为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我国应该采取的人口、就业及经济方面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