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支柱,这不仅因为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但是随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尤其是韩国国内政治的演变,韩美同盟关系也已出现了引人注目而又意味深长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韩美同盟关系略作展望。一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调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韩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美国…     

特朗普外交理念与美韩关系走向

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2017年5月,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新一任的韩国总统。两国领导人更替必然对韩美同盟关系如何发展产生影响。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的原则,注重依靠双边同盟构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亚太秩序,韩国成为特朗普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而稳定并发展韩美关系是文在寅总统外交政策的基石。美韩同盟在军事安全领域获得巩固和深化的同时,经贸领域的矛盾也日渐加剧。但总体看,美韩合作的共同利益大于其分歧。美韩同盟的加强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复杂化,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深刻的影响。     

美国思想库对美韩同盟的研究——以CSIS、CNAS、CATO为中心

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的大趋势下,获得韩国的支持是维系美国霸权的必然之举。韩美同盟有助于遏制朝鲜,更有利于围堵中国,也有益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美国必须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来改造韩美同盟,劝服韩国为己所用。当然,也有个别思想库学者认为韩美同盟是个两败俱伤的同盟,理应放弃。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韩美同盟升级下的中韩经济关系

美国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用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5月9日,韩国新总统尹锡锐上台,韩美关系骤然升温。20至22日,美国总统拜登就访问了韩国。21日,韩国总统尹锡锐和拜登举行了首脑会谈,首脑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为,将目前局限于军事安全的韩美同盟关系延伸至面向未来的安全、经济和价值同盟。简而言之,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     

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基于冷战体制形成的韩美同盟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伴随着美国世界战略的调整,驻韩美军的调整势在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韩国调整不平等同盟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韩国的现实主义考虑决定了韩美同盟不可能走向解体.今后韩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基调是在维持韩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努力对韩美同盟进行修正,使韩美关系向平等的伙伴关系发展.     

韩朝关系、韩中关系以及东北亚合作

韩中关系自建交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从而确保了共同探讨地区问题及国际问题的战略框架，但实际又面临怎样实现其战略手段的课题。为此，应实事求是地看待韩美同盟与多边安全体制的矛盾，韩朝关系的改善，韩美同盟对中国的影响程度等。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保持合作，但东亚地区内出现类似欧盟或北约的地区多边安全体制的可能性还不大，所以有必要重视次区域合作，构建以多边主义调整双边关系的体制。     

文在寅政府和韩美同盟对朝政策纷争分析

文在寅上台后,韩美在对朝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分析了韩美同盟对朝政策的差异,以及双方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主要纷争议题。韩美同盟在对朝政策上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地缘政治结构、分裂体制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对同盟合作造成的解构性影响。韩美同盟对朝政策协调在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韩朝关系上存在局限性,由此造成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朝核安全困境、和平统一困境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顺利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和彻底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韩美关系和重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海事保障与中国角色

海事是指关于人和船在何种航行环境下进行哪些水上活动的事务。为了有效应对人类在利用和经略海洋过程中遇到的海洋环境威胁和海上安全挑战,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于海洋安全的海事保障,并进一步兴起了以海上安保与海洋环保为主要内容的海事合作。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有关各方必然将面临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中国与相关国家产生了提供充分海事保障与加强国际海事合作的现实需求。对于中国海事来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可以从大国协调与机制完善、规范重塑与标准修订、国际交流与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寻求建立一个涵盖重点港口、支点国家与辐射对象的国际海事合作网络,这将会有利于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顺利建设,有益于促进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开展,有助于推动大国间的安全合作。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日本积极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其核心内容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和岛国开展海上共同执法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白。对此,中国除应继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还应主动参与这一机制,以把握本地区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机制朝着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冷战后韩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评估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冷战孤岛”地位反而愈加凸显,这促使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四届政府继续奉行“富国强兵”战略的同时,也对安全、发展、外交、统一四大战略维度进行了调整和“提升”。总体来看,在安全方面,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以应对多重威胁;在发展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合作,力求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在外交方面,试图扮演“平衡者”角色,谋求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在统一方面,通过缓和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希望在民族共荣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从韩美、中韩、韩日、韩朝四组双边关系,对四届政府国家战略的设定与运作进行空间审视和绩效评估后指出：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而战略资源不足,导致其战略成果有限。     

中国海洋安全:理念认知、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CSSCI

海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维护正当海洋权益,是构建世界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安全秩序,有利于中国更好维护海洋权益。就国家层面而言,海洋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认知拓展了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范畴;就全球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实践是中国提供全球海洋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海洋安全的实践路径,以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基于区域及跨区域经贸合作的安全保障、价值观认同实现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洋终极安全为理念逻辑,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维度加以推进。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是其安全保障问题。虽然安全合作并非"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但"一带一路"能否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海洋安全环境的关键性区域,"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两条涉及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海洋是中国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各方都需要和平稳定的海洋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双方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基础。在海洋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合作议题及方式,以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增量来培植各方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良好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平台,以构筑和保障海洋互联互通网络安全为合作目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从保障海洋航道安全、打击海洋跨国犯罪、实施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和海洋自然灾害救助、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等领域做起,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安全合作格局。     

国际海盗问题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海上通道安全对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盗作为一种国际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也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海盗治理成为关系到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内反海盗立法和反海盗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反海盗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增强防御海盗的力量和意识,重视远洋海军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积极推进海盗所属国或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稳定。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9·11”后新加坡的海上恐怖主义关切及其战略因应

"9·11"事件的爆发深刻改变了新加坡海上安全观的结构内涵,海上恐怖主义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及因应之道遂成为新加坡国家安全规划的一个重要关切。基于对本国海上安全脆弱性、海上恐怖主义威胁现实性和巨大破坏性的认知,以及国际海事体制与海上环境存在种种安全漏洞的现实,新加坡立足全体防御原则,通过国内制度重构和整合、在双边或多边范畴进行地区性与全球性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参与,打造了一个目标直指海上恐怖主义的安全防御体系。新加坡的海上安全建设努力在改善其海上安全境遇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在深入推进上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考验着新加坡与利益相关方海上安全治理的智慧。     

2010年韩国外交综述

过去的2010年,韩国政府在巩固＂新亚洲外交＂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应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举办G20峰会为契机,加强韩美同盟、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推动FTA战略的实施,拓展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本文旨在探讨韩国政府过去一年的外交政策,对其外交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和分析。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