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 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GMS经济走廊建设的经验教训及其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启示CSSCI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和桥梁。GMS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地域上相互毗邻,在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上彼此相似,在参与主体上部分重叠。GMS经济走廊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建设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对经济走廊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对GMS经济走廊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孟中印缅四国应进一步深化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强经济走廊利益共享,密切产业合作,尝试建立"4-X"的合作机制,积极应对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加强与周边其他经济走廊的竞合发展等对策思考。     

"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

"安全困境"概念源自于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理念,自其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不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制度自由主义,乃至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它的真实性.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能部分地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不能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制度和合作,而只能通过主动进攻和扩张权力,乃至通过建立区域霸权来争取本国的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因为该战略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的,从而模糊了国家的安全目标,以致不利于美国在安全困境中谋求真正的安全.     

孟加拉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利益与问题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为此,中国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孟加拉国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被列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分析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所在,并讨论孟加拉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作用,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孟加拉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需要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临的挑战,从孟加拉国的角度提出中国回应挑战的建议,为推动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 陷入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 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笔者看来,中日之间真正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历史问题 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潜伏在历史问题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 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显然,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对当前在战略高度正 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 运用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原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中日关系进行深度透视,揭示两国崛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

冷战后,欧盟试图在其边缘建立包括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内的能源大市场,实现“区域能源自给”。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待帮助的改革对象”,致力于能源治理“规范性权力”的东扩。其间,欧盟对俄能源战略面临着安全化启动困境(安全化或非安全化),但非安全化占据上风。随着“规范性权力”东扩受阻,欧盟将俄罗斯确认为“存在性威胁”。在互动中,欧盟对俄能源战略出现明显的安全化互动困境(精英与大众、施动者与指涉对象),2022年俄乌冲突则加剧了这种困境。欧盟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俄能源替代甚至脱钩战略,对俄能源战略安全化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俄能源安全的实现,欧盟仍面临安全化的结果困境(安全的常态化或不安全的常态化)。     

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

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命题中一个最核心的构成要素。面对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后如何行动的不确定性 ,中国采取了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的举动 ,这对于减少双方安全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缓解已经开始形成的安全困境具有积极的作用。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

新现实主义认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 ,作为个体的国家在结构或整体的层次上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 ,国家处在安全困境之中。对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建构主义做了新的解析。它认为安全困境并非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 ,而是由行动者建构的。行动者的实践互动造就了不同的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 ,因而行动者之间可能出现安全困境 ,也可以构成安全共同体。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困境的演变与突破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东北亚地缘战略形势的陡然紧张,也使朝鲜半岛局势在一波三折中日趋扑朔迷离。围绕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出现的中美日俄韩朝的双边和多边博弈不断升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要突破朝鲜半岛地缘紧张加剧和战略困境加深的窘况,必须坚持多边框架解决原则、努力落实安全承诺和不断深化经贸合作。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印度的“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大国情结"不仅是印度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对其安全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应充分重视印度"大国情结",积极主动地回应其对华友好面,淡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成为阻碍。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解读视角不一样,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逻辑连接也不一样。从战略要求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对华侨华人的各种要求,从战略的本质和精髓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可能的机遇;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则提示我们需要注意"一带一路"的实施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华侨华人都是该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仔细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