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问题浅议——结合X区检察院批捕实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动在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景象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流动人口犯罪较为突出。当地公安检察机关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首要面对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问题。但由于流动人口的复杂性和制度上的缺失，往往使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这就需要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但自报身份正确与否对之后公安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和追诉工作能否顺利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见，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不仅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正常运作，也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社会的稳定。本文试着从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自报身份的总体情况、产生的原因、具体的表现以及应对的对策等角度对自报身份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虚假陈述问题研究——以东部G省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虚假陈述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十分突出,给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职责带来极大困难。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加强户籍身份管理入手,完善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另外,在法律层面上应及早明确自报身份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同时制定相关的纠错程序及救济措施。     

办理自报身份案件的对策

自报身份案件是指在侦查过程中无法收集到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的证据，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中按被告人自报的内容认定主体身份的案件。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的司法对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假报身份或假冒他人身份问题司法实践中十分突出,其假报身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逃避处罚或隐瞒前科。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加强配合,推进户籍资料管理网络建设,提高身份协查效率,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强化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有效遏制假报、假冒身份案件的恶性增长。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情况调研

刑事案件中经常出现被告人身份无法查实的情况,给办案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本文通过调查某法院近年来自报身份的情况,分析自报身份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的司法对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假报身份或假冒他人身份问题司法实践中十分突出，其假报身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逃避处罚或隐瞒前科。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加强配合，推进户籍资料管理网络建设，提高身份协查效率，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强化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有效遏制假报、假冒身份案件的恶性增长。     

被告人自报年龄的对策

１９９７年刑法实施后，实践中被告人不如实供述户籍所在地，自报假姓名、假年龄，无法查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的，可以按其自报姓名起诉。但被告人不讲真实年龄的，目前没有司法解释，是否也一律按其自报年龄来认定呢？从法律规定来看，被告人的年龄属于事实问题，对于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是否适用死刑来说，更属重大事实问题。被告人不如实供述姓名对其定罪量刑无关紧要，但被告人如果出于欲逃避法律重罚的动机而不讲真实年龄，又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如果一律按其自报年龄认定处理，势必会…     

刑事案件被告人虚报身份信息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各种刑事犯罪也逐渐增多。在人口输入输出量较大的省市和地区,刑事案件被告人隐瞒真实身份、虚假陈述的情况相当突出,在判决生效后才查明被告人真实身份的应如何处理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不同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7月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     

事实的真实与非真实:法学的表达与司法的实践

将事实表达为客观真实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政治表达,而表达为法律真实是一种面向法律职业者司法操作标准的专业表达。两种表达的共通性在于只追求事实之真,回避了可能的事实虚假及事实的非真实问题。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事实可能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因此产生了法学的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在事实认定可能并非真实的情况下,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协商与沟通以及法律论证,达到事实认定与判决的可接受性,是保障判决合法性的关键。     

收废品的工人能否构成贪污罪共同犯罪——李某、方某贪污罪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贪污罪的犯罪主体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嫌疑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疑对贪污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主犯与从犯只有一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理论上存在主犯决定说、实行犯决定说、实行犯决定说为基础,特殊身份说为补充等争议。本文以一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为研究背景,对贪污罪共同犯罪中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贪污罪的认定有所裨益。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