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上协同行为的规范认定

在反垄断法上,协同行为的概念和内涵不尽明确,其认定通常需要根据若干间接证据或"附加因素"进行推论.但这些因素的结构、权重、层次不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首先应确立协同行为的裁判逻辑:在不存在"意思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为的一致性不符合市场正常条件或正常情况下其自身的利益.其次,应根据证明力的大小,对"附加因素"进行分类排序,区分一般与超级附加因素,并将其纳入证明间接事实与主要事实的证据环或证据链.最后,在以信息交流为起点的证明中,以交流证据推定证明"意思一致"和行为协同;在以平行行为为起点的证明中,宜采纳"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而非直接推定.在此基础上,应当根据信息传递路径区分双边与三边协同行为,分类厘清证明的关键点.     

价格垄断行为及反垄断法管制

价格垄断行为是反垄断法管制的主要对象。本文从比较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关于价格垄断行为的共识与分歧,认为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关于价格垄断行为的制度应当是:除索取垄断高价和价格卡特尔以外,其余的价格垄断行为都应适用合理原则进行效率与公平的分析和评价,而且反垄断法规范应当足够灵活,对不同的价格垄断行为设计不同的规则。     

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支配企业从事价格歧视如果产生了排斥竞争的效果,可能会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行为。在进行反垄断审查时,首先须依据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对行为进行定性,然后须进行复杂的经济分析来对该行为的竞争损害与其可能产生的效率进行权衡,从而判明是否应予禁止,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针对各种具体歧视方式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这些研究是有效实施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6）所必需的理论基础。     

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反垄断法规制的比较研究

行业协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但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制却并未得以完全体现,美国与日本的反垄断法在该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这对于如何完善我国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浅谈我国《反垄断法》对卡特尔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制

随着我国法制体系的完善,对于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越来越全面和细致化,这也让卡特尔行为手段多样化,越来越隐秘,给执法增加了一定程度的难度。07年8月30日我国《反垄断法》正式生效,其中我国借鉴美国、欧盟等国的宽恕制度,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市场现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宽恕制度。但由于我国的实践时间相应较短,宽恕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完善。本文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分析和相关法律文献的阅读,提出了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对与卡特尔行为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的方向,以期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出版物多样性保护与反垄断法的转售价格维持规制

出版业中同时存在自由定价和转售价格维持两大体系。转售价格维持体系下,这一纵向限制被认为可以促进出版物多样性,从而获得反垄断法豁免。对此,由于反垄断法本身缺乏对多样性问题的直接分析框架,加上实证研究的结论不够明确,从而导致争论长期存在。但是,对出版产业链的全面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自助出版以及新销售方式可以在不采用转售价格维持下提升出版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转售价格维持不仅会影响到出版商和书店,更会提高批发商控制市场的能力,导致产业风险向出版商和书店转移,并抑制读者需求的满足。因此,在将竞争作为基本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多样性保护不能作为出版物豁免转售价格维持的理由。     

行业协会标准化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目次引言一、行业协会标准化行为限制竞争的样态二、反垄断法规制行业协会标准化行为的经验借鉴三、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行业协会标准化行为的举措引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标准化在经济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纵观当今世界,标准的制定主体有国际组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制定主体不同,标准的作用与影响范     

论反垄断法上协同行为的认定

协同行为是与经营者协议、行业决议平行的一种垄断协议。协同行为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协同合意上。寡头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协调一致行为是经营者依据纯粹的相互依赖关系实施的理性行为,但经济分析证明稳定持续的协调一致行为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协同合意,从而构成协同行为。认定协同行为的关键就在于证明经营者之间存在协同合意。协同合意的证明应采用“平行行为＋附加因素”方法,注重行为因素、环境因素以及抗辩因素等附加因素的整体考查和效果分析,以达到“倾向排除”的证明标准。     

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法规制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行业协会发挥的协调、服务、信息、咨询等功能日益突出。然而,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严重阻碍了公平竞争秩序。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因而我国需要以《反垄断法》的出台为契机对之进行规制,恰当的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实现行业协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促进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作为一种自动化决策技术,算法既具有促进市场竞争的潜力,又是经营者获得市场力量的重要来源,甚至可能被经营者滥用实施算法垄断行为。算法垄断行为类型多样,除算法共谋、算法个性化定价外,还包括算法自我优待、算法掠夺性定价、算法剥削性滥用和算法驱动型经营者集中。作为一种新型垄断行为,算法垄断行为对现行反垄断法理论和制度构成了挑战。为有效规制算法垄断行为,需要构建“市场力量—市场行为—竞争损害”的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强化对市场力量和竞争损害的评估;区分垄断行为判断标准与反垄断法立法目标,以竞争损害作为垄断行为定性的根本标准;健全分类综合规制模式,建立以法律规制为主、技术和伦理规制为辅以及反垄断法规制为主、其他法律规制为辅的综合规制机制。     

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初探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经济法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是在民商法等法律所作的权利分配的基础上,对原有权利安排作出适当调整和再分配。反垄断法同样具有再分配功能,通过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产生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的社会现实也需要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论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

对反垄断伦理的研究能够给反垄断提供更加深刻的解释力。竞争正义是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石,反垄断法研究必须解答何谓正义的竞争这一问题。竞争自由是竞争正义的前提条件,竞争效率是反垄断法的核心理念,竞争公平是反垄断法永恒的价值追求。     

美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发展趋势探析

美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 ,除劳动争议与集体协议适用除外的范围有所扩大以外 ,其他适用除外制度如保险业适用除外、州行为适用除外、请愿行为适用除外、体育运动适用除外都趋向于严厉     

美国反垄断法的涉外特征

虽然美国反垄断法对国内垄断严惩不怠 ,但在对外贸易领域 ,政府对垄断却持容许、支持与促进的态度 ,甚至于不惜干预国外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正当执法。只有在执行反垄断的域外效力影响到国际商业进而可能导致双边冲突时 ,才不得已实行有限的国际礼让 ,并着手尝试积极礼让。     

论新兴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反垄断法规制

新兴的B2B电子商务市场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企业通过发展电子商务 ,可以极大地提高运营效率 ,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 ,在B2B电子商务环境下 ,垄断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 ,这将对各国现有的垄断法提出新的挑战 ,以此引发了各国政府对这一市场的垄断关注。电子商务的独特技术化特征需要各国在对B2B电子商务市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 ,保持立法与政策上的灵活性 ,平衡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维护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 ,既要促进和鼓励电子商务中的竞争 ,又要切实防范B2B企业滥用垄断地位 ,破坏自由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     

特许经营在反垄断法上的豁免

从表面上看,特许经营所采用的分割销售市场、固定转售价格等措施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但是其具有享受豁免的理论和法律理由。理论的理由在于特许经营本身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其发展仰仗于这些措施的采用;法律的理由在于《反垄断法》提供了多种豁免条件,可以适用于特许经营。但特许经营在反垄断法上的豁免存在例外,《反垄断法》调整特许经营应当谨慎并保持克制。     

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理论基础

适用除外制度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和法律基础。从经济基础上讲,垄断与竞争均是利弊兼具,垄断并不必然消灭竞争,甚至会使竞争加剧。适用除外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发挥垄断的积极作用, 克服竞争的某些消极作用。从法律基础上讲,反垄断法要解决虽然属于垄断、但又不予禁止的技术问题,只有通过适用除外制度加以解决;另一方面,适用除外制度还是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进行协调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     

论现代反垄断法的程序依赖性

实体规则的原则性与不确定性造成了反垄断执法上的多重困境,执法困境克服路径的选择则直接提升了程序规则在反垄断法执法中的地位,现代反垄断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向程序化。反垄断法程序化依托于现代社会对程序的特殊需求,根源于垄断及反垄断法的固有特征。反垄断法程序规则在构成上具有复合性,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追求。在程序化的背景下,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也具有了自足、多元与软化的特征。     

美国反托拉斯法生成进路研究——以规制铁路公司垄断为线索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生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铁路公司垄断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面对此,联邦和州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中州承担了反铁路公司垄断的主要任务,初步形成了州反托拉斯法的制度框架,为联邦反托拉斯法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公用事业垄断的规制、州反托拉斯法的建设以及《谢尔曼法》背后利益的关注,构成了解读反托拉斯法生成进路的三个结点。     

美国反托拉斯法上的外资并购控制及启示

在反托拉斯法上,美国对外资并购主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并从管辖权、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进行规制,但为避免过度管辖,对外资并购申报规定了四种豁免。在特定产业的外资并购,还必须接受双重审查。我国对外资并购进行干预具有国际法依据,但应坚持国民待遇原则、依法监管和对等原则,合营企业应纳入并购规制范围,并应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法进行反垄断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