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维度检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环境不和谐的表征。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是有关职能部门和学界探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完善社会调控机制、转变执政方式和公民社会构建等方面梳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并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分析探究其应对策略。     

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治理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引发对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属性问题的思考,不同的法律属性归属将导致相异的治理模式,而定性差异根源于政府不同的治理理念。政府要秉持＂善治＂政治道德价值,崇尚＂实质法治主义＂法律理念,践行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共治＂的实践观。在政治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私力救济,在实践上通过制度设计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群,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讨薪事件。     

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柔性处理方针与软化机制

一、新时期的西部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古老但永远新颖的人类现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基础剧变,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重组,利益格局重构和利益意识唤醒,社会价值取向多,观念分野,社会道德标准漂移和约束力降低,导致与社会巨变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浮躁和冲动倾向等现状的凸现。因此,社会转型期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特殊历史阶段。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同归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运行中，公共政策却由于政策主体自利化、价值取向两难化、问题认定偏差化和推行手段异化而偏离了公共性的要求，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矫正以促使其公共性回归成为重要课题。     

当前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

社会因急剧变迁处于失衡状态时,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信任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诚信缺乏、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民众情感信任脆弱等方面。当前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关系密切。县域群体性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由偶发事件引发的治安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牵涉到县域治理所出现的文化与体制的困境,多方面的和深层次的县域治理职能需要强化。社会转型期需要找到社会内生的支撑载体,其中,分析信任危机与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关系,重建信任体系既是预防和解决县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之策,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权利觉醒的表现。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有其时代背景和独特的特点及原因。正确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加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是保证政府依法行政、有效保护农民合法权利、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农民政治行为为视角

"抗争性政治"理论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某些体制障碍的突破,并创造出新的体制模式,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这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创造性政治"以基层社会为立场,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互构型政治,其注重历史推动的"合力",更强调对制度障碍的"突破",强调社会群体性事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创造性政治"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解释我国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并超越"抗争性政治"这一经典研究进路,是一种更贴近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实际的分析框架。     

处置群体性事件 组织指挥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群体事件．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群体因某些特殊诱因或自身利益需求．突发的公开干扰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的群体行为。实践证明．此类事件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处置的重点是控制事态，处置的关键在于组织指挥。警备区系统加强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组织指挥问题的研究．是民兵预备役教育训练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组织指挥上着重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加强对需求异化问题的研究刻不容缓

异化是马克思早期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需求异化是指需求不再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期待或实现,相反却损害主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产生负面效应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需求主体异化、需求客体异化、需求行为异化。产生需求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解决需求异化问题的路径是,要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合理的需求观,努力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生活富足有尊严,积极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人生价值观,制定和完善相应规章制度引导人们的需求行为。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之征象考察与影响探析

在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中既存在着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还存在大量非直接利益主体。介入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直接利益主体呈现出成员组成多元化与社会地位弱势化、表面上的无直接利益与事实上的直接利益、集群行动的非组织性与参与的偶合性、诉求的盲目性与行为的疯狂性等特征,使其对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性质、规模和处置。要防止非直接利益主体介入群体性事件,唯有实现社会的内在稳定。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面临深刻变革。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重组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改革进程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完善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各种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从利益分配体系、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和回应机制、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等五个方面加以完善,以期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趋势特征与有效应对

当前群体性事件依然是危害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参与主体成分多元化、由非法集资和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明显增多、无直接利益者参与众多、群体行动组织性与联动性越来越明显、行为激烈后果严重、多种因素交织事件调处化解难度增大、网络聚焦放大功能凸显对社会稳定冲击越来越强等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张力加大和社会稳定性降低的表现,主要诱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利益受损、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心态失衡、决策不透明带来的社会不信任、基层组织涣散导致的控制弱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使事态复杂、应对能力低下引致的处置失当等。为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重视源头预防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建立主动的矛盾排查和预警机制、完善有效的矛盾调解机制、强化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做好扎实细致的善后工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在处理和控制日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践中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在帮助政府处理和控制群体性事件方面发挥了重大的理论支撑作用。文章重点评析了国外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价值累加理论、社会挫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从众理论等六种理论,并简要分析了其启示意义。     

再谈党内法规合法性的理论证成

"党内法规"的属性存在法律说、法和政策说、软法说、软硬兼备说等不同观点,学者从多学科研究视角、运用不同理论论证党内法规的法规范属性。承认规则理论可以整体性论证党内法规的权威性、持续性、应当性和有效性的法规范属性。党内法规的权威性表现为制定主体与权限法定、制定依据法定、名称、文本与规范事项法定、程序严格四个方面。党内法规持续性表现为社会成员普遍服从党内法规及党内监督管理人员将党内法规作为衡量党组织、党员等的共同标准,而党内法规本身的权利义务规范是党员行为"应当性"的辩护标准,党内法规的有效性体现为对党组织、党员、其他公权力组织与公权力行为人的约束力。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面对群体性事件,相关部门仍习惯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采用政府"压制型模式"予以应对,导致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公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应该明确群体性事件社会控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优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手段和对策,建构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制度。     

群体性事件中的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弱势群体与群体性事件具有相关性。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应立足于对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特点的归纳梳理,对弱势群体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努力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发展观是一种价值意识,主体性是其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是主体性的表现形式.社会发展观是社会主体关于自身如何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观念,满足社会需要、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遵循社会规律是合理的社会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上述基本价值取向,表现出了自己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