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邵阳有座舆论监督台

邵阳有座舆论监督台本刊记者曹光晖编者按：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湖南省邵阳市的舆论监督台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现象，使新闻舆论监督真正落到了实处。在湖南省邵阳市，不论谁有投诉，只要拨打“５３５９８６６”电话...     

刑事司法中的"翻供恐惧症"及其破解 ——以被告人阅卷权为切入的分析

在对被告人阅卷权的争论中,实务人士担忧被告人翻供的现象尤为突出。这种"翻供恐惧症"在刑事司法中有普遍的现实表现:竭力寻求限制翻供发生的对策,赋予翻供畸高的代价,有意忽视翻供对案件审理的价值。"翻供恐惧症"的原因主要包括:供述自愿性难以保障,口供中心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庭审缺乏实质性内容。破解"翻供恐惧症",应当确立尊重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决定翻供与否的观念;充分发挥被告人权利保障制度应对翻供的作用;提升刑事侦查水平,摆脱对口供的片面依赖;合理运用证据规则,削弱被告人翻供的消极后果。     

《被告山杠爷》引起的思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几年前，一部名为《被告山杠爷》的电影，在赢得人们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山杠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村主任，他一心为公，敢说敢管，但没想到，他用“游街”的办法教育村里一个不孝的儿媳，却逼出了人命，使自己成了被告。山杠爷“好心”办了坏事，错就错在他     

“湖南第一贪”全家站在被告席

３月２４日上午９时，被称为“湖南第一贪”的林国悌特大受贿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开始公开审理。公诉人以确凿有力的证据，一件件历举犯罪嫌疑人的受贿事实，林国悌及其子林如海、其妻赵幼娟等３名被告，此时脸色灰白，目光呆滞。这个原本美满的三口之家，如...     

劳动力自谋职业费能否列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原告何金枝，女，无业，住南京市孝陵卫长巷2号、被告储根林，男，无业，住南京市尚书村办23幢：号，原、被告于1998年2月相识，同年4月结婚．次年生一女。婚初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原告3次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审理中被告同意离婚，子女抚养、共同债务、大部分共同财产分割均争议不大．但被告对原告婚后在娘家因国家征地取得的4万元劳动力自谋职业费．坚决要求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要求分割原告的4万元自谋职业费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被告遂提起上诉。因不按规定递交上诉状，被二审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后又提起申诉也未能得到支持．     

论口供的审查与规制——以错案预防为视角

刑事错案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一些错案仅凭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就轻易定案,导致非法取供及“重庭前供述、轻庭审翻供”现象时有发生,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僵化。为减少错案发生,可从口供的获取与审查方面予以规制,强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构建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内外合力监督取供行为。同时,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助力法官全面审查庭审翻供行为,细化证据印证规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庭审实质化,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媳妇”为何告倒了“婆婆”?——首例因企业兼并引发的行政诉讼案透视

因出土铜奔马而名噪一时的甘凉武威,又因一起企业兼并风波再次成为中外新闻界的聚焦点。与其它的企业兼并案件所不同的是,这次是被兼并的企业成了原告,而被兼并企业的主管单位却成了被告。这起“媳妇”状告“婆婆”的案件,在中国的企业兼并案件中尚属首例。     

一个干部的堕落

庄严的审判庭上,一个五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被押上了被告席。他的对面站着一个年幼、纤弱的女子,她是来出庭作证的,悔恨、羞愧、愤怒,使她不能自制。 她刚要开口,被告向她投来了狰狞的目光,她被激怒了:“你人面兽心,害了我又害别人,算什么舅舅！你有今天,是你罪有应得。” 被告郭远庭,捕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经委科技处副处长。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陷罪,诈骗罪终审判决     

陈水扁离监狱还有多远

5月20日上午9点20分，陈水扁与马英九交接完毕，正式下台，当即失去了所谓“刑事豁免权”的保护伞。上午10点钟，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马上签署“2008年特侦字第三号”，将陈水扁列为“国务机要费”案的被告，进行侦办，案由是贪渎罪。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     

公司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浅析

1998年，某股民状告“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等管理人员，诉称由于听信了被告的虚假陈述，其作出了对成都红光公司进行投资的错误判断，致使其损失三千余元：红光案作为我国首例股民状告上市公司的案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从公司法学的角度来看，此案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是原告将被告公司的董事推上了被告席，     

国外如何反腐败

1．制定《反腐败》法律法规。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阻碍了新加坡的发展。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开始进行全面的廉政建设。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的口号，决心扫除“黑金政治”。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议会于1960年通过了一部强有力的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随后又陆续出台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国会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和官职多高，一旦触犯法律，一样被告上法庭、定罪判刑。40多年来，借助廉政建设，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提高，新加坡也被称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好好治治这些“大肚子”

好好治治这些“大肚子”陕西周涛南昌市郊区塘山乡公园村几位主要村干部一年仅在一家酒店用公款吃喝就达１７万元，并因拖欠吃喝费被告到法院。这一事件在南昌市引起强烈反响。这件事“多亏”惹了官司，才得以捅破几张“公嘴”。要不，他们大吃海喝到何时休？１７万元，即...     

农村教育尝试新的突破

在湖南邵阳市邵东县职业中专，学生们都没有中考失败者的那种沮丧。他们边学文化专业知识，边在校内生产实习基地或校外企业经营实践。生产、管理和经营均由师生共同承包，所得利润的三成归学校，四成归指导教师，王成归学生。他们毕业后，大多成为当地农业科技的“二传手”，把先进的农业科技辐射到周边地区。据教育部介绍，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的需求变化，目前类似邵东职专的全国许多地方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都在积极调整办学模式，探索面向广阔的农村市场。这意味着农村教育的理念了办学试着一次新的车被，农村教育向“农…     

在特殊的战场上

一九七九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寒风冷雨笼罩着湖南省邵阳市。 在一间小平房里,“妖妹子”被吊在房梁上,两只脚尖顶着地面。母亲,手拿竹杆,边打边骂。父亲和哥哥在后面助威。这时,一个人闯进来,急步上前,把“妖妹子”放下来,说:“怎能打成这个样子!”谁知,这一句话,倒激起了这家人心中的火气。 “老韩,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出妖怪。再不打,妖怪就变不了人!”母亲伤心地说。     

改进工作作风 优化经济环境

“谁对老百姓不客气,市委、市政府就对谁不客气;谁要破坏邵阳形象,破坏经济环境,市委、市政府就剥掉谁的制服,摘掉谁的‘帽子’,砸掉谁的饭碗！”这是在今年5至8月,我们邵阳市在市直单位开展改进机关作风、优化经济环境活动中市委、市政府的郑重宣言。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加快推进邵阳市工业化的进程,邵阳市委、市政府周密部署,精     

对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管辖原则的反思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诸多方面的设立依然带有浓厚的民事审判色彩。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关于“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沿袭或者说尚未走出传统的民事案件管辖理念，从而使“原告就被告”继续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管辖的一项基本原则。     

“湖南第一贪吏”伏法记

建国以来湖南最大的受贿犯董庆尧不久前已被绑赴刑场依法处决。 (一) 早些年,当沿海房地产开发达到狂热程度的时候,湖南一些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一位中年“弄潮儿”。他,就是湖南省邵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兼惠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邵惠公司)经理董庆尧。他不仅被誉为邵阳市十大杰出企业家之一,而且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但一段时间后,群众发现这位楷模人物却拥有了情妇和公寓,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 1993年9月到11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先后三次接到群众的书面举报,信中历数了董庆尧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罪恶行径。省人民检察     

行政不作为：政风建设的大敌

政府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及时依法履行应尽的职责就是“不作为”。2000年3月，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中村自然村的农民以县政府对一起水事纠纷不作处理的“不作为”行为，将永嘉县政府推上被告席，并依法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这是我国第一起农民状告县政府“不作为”案。自此。以政府及职能部门因为“不作为”而成被告的。民告官”案件就常常见诸于各类媒体。“不作为”，已经成为当前政风建设中一个突出问题，应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