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和亚欧关系

新科技新产业奔腾疾驰，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多极化在发展。欧洲一体化和社会模式变革继续推进。亚洲国家复苏强劲和结构调整深入展开。进入新世纪的亚欧关系面临新形势、新机遇和新课题。这表现在经济、文化、价值和政治观念以及地区安全等许多领域的相互关系上。     

中日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等诸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复杂多变，由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有减慢的趋势。在中日关系中，经济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关系已经开始决定中日关系走向。尽管中日政治关系目前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但双方经济关系发展依然稳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明智选择。     

中非关系有利提升非洲国际地位

中非关系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上提升了非洲的能力和地位,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刺激和带动了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重视和发展对非关系。从基本层面看,中非关系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三个直接原因：一是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对非洲国家诉求和利益的一贯重视及双方间的互动;二是中国因素刺激大国在非洲竞争,在客观上提升了非洲地位;三是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无端苛责客观上形成某种“炒作效应”,反而提升了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影响力。中非互为推动,从而实现了互利共赢。     

加强中欧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一直处于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状态。在国际格局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和平、发展与合作，推动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国际新秩序。特别是大国互利合作关系持续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外交途径和政治对话解决争端，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曲折多变，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冷战结束后，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变得更为突出。主权与人权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政治权利，两权并重，应同时充实和完善，不可偏废；两权相辅相成，既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两权内外相交(即主要属于国内问题，又具有国际性)，既一致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更不能相互排斥。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除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外，同时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揭露“人权高于主权”错误论调的用心。     

1999年拉美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拉美国家加强与美国、欧盟和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美拉关系在加强 ,美国帮助拉美恢复经济稳定 ,以促进美国在拉美的投资 ;保持拉美政治稳定 ,以维持拉美民主制度的发展。美国的霸权主义仍是影响美拉关系的重要因素。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是拉美外交政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选择。积极推动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 ,促进拉美一体化。南方共同市场危机对南美洲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拉美把拓展亚洲市场看作是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的新机遇。     

中俄经济转型初期经济政治目标关系对比分析

任何一场改革都要牵涉到政治和经济等重大领域。在经济转型初期,中国和俄罗斯在处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俄罗斯以政治目标为主要目标,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政治目标服务。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进行改革,偏重经济目标的实现,从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不同政治权力的这种安排取决于目标内容的差异。正确认识这种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还有利于认识不同国家民主化与市场化的次序安排,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国际形势剧变下中国的国际取向

当前以金融危机为主轴的国际形势变化契合了世界秩序正向后西方社会或后美国社会转换的大背景。国际形势的剧变给处在崛起道路上关键阶段的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和调整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上。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虽然区域合作多数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形式，但IPE理论认为区域合作是国家获取财富和追寻权力的同步过程，它的实现既需要经济基础，也需要政治协调，而且政治障碍往往能够超越经济凝聚力。当前，东北亚区域合作虽然具备了经济基础，但面临着严重政治障碍，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依据IPE理论，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在于缺乏国家间政治协调，使国家的经济行为受制于区域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协调是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关键。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及启示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年来，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逐渐崩塌，国际政治的阵营化和国际经济的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全球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新军事技术的运用正将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美国利用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借机强化同盟体系，稳内、笼欧、制俄一起推进，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获益者。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大增，俄乌双方均不会轻言求和。俄乌僵持将导致冲突长期化，进而推升核战争的风险。与此同时，谈判控制危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危机向欧洲提出了战略自主重要性的命题，向亚洲国家发出了警惕美国在本地区挑起新的代理人战争的警告。中国发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为当事方走出危机和国际社会构建持久和平提供了新思路。     

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在世界步入区域经济合作时代，东北亚地区要想加快发展，实现共赢，必须积极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近年来，东北亚各国贸易关系不断加深，合作愿望日益增强，合作条件趋向成熟，只要进一步加强各国政治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互利，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当然，考虑到中俄日韩朝和蒙古在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可从成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发展论坛入手，沿着中俄自由贸易区一中俄韩自由贸易区一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分步实施、逐次推进。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国际关系新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流派之一。它区别于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更注重经济现实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来解释当今世界的竞争现实与趋势，强调冲突与合作。是当今西方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本文对这一流派作了评介。     

普京新政一年

普京新政一年来，政治上大刀阔斧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打击寡头势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经济上，在宏观经济好转的情况下，改革趋于谨慎；普京新政的成就为俄外交提供了更多的政策空间，也为未来施政作出了较好的铺垫。     

浅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国会的关系

新加坡及其人民行动党是时下国际政治的研究热点之一。新加坡的经济奇迹、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在研究新加坡政治体制时，人们一般喜欢谈论党政关系，但是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人民行动党与国会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探讨人民行动党与国会关系的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这种关系的价值及由此引出的启示。     

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与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

本文从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角度研究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指出：在世界经济运行出现新特点的条件下，区域集团合作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与多边贸易体制发生联系，即发生相互促进的关系，增强中小贸易国的地位，保护中小成员国在区域集团中的权益。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了区域集团贸易的自由化，削弱了区域集团化的作用。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东北亚各国经济互补性的实现、缓解政治矛盾、排除各国由于经济运行机制不同而发生的影响经济合作的障碍，增强各国贸易法规的透明度，并有利于削减非关税壁垒。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历史上双方人民世代为友，交往密切，商贸频繁。东盟成立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东盟当时的主要成员国并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相互猜疑，处于对立状态。这一时期，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缓慢，以民间的间接贸易为主。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除了商业上的动机外 ,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性。日本在战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分 3个阶段 :第 1阶段是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的 6 0年代末 ,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处于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援助的经济意义占很大比重 ,但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且比较隐蔽 ;第 2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的出笼到贯穿整个 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阶段日本在外交上倾向独立 ,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化开始显现 ;第 3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这个阶段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意图明显 ,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大国战略。     

新世纪中国对拉美的地缘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发展很快,并从地缘政治上引起了相关第三方如美国的关注甚至疑虑.中国对拉美的地缘战略是,在不针对第三国的情况下,稳步推进与拉美各国的政治友好关系;寻求有别于西方的与拉美关系模式,发展与拉美的互利共赢关系;通过各种平台,拓展文化交流空间,从而推动中拉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根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在加速推进世界“政治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友好第一”的对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行一条以遏制中国发展强大为主流的对华政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发展与台实质关系：政治上，突破“民间外交”限制，推动日台官方关系升温；经济上，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军事上，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国际交往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这既有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其长远的战略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