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政府官员公开道歉

近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官员因为工作不力或失职公开向公众道歉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通过媒体神态凝重地向公众公开道歉,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一声道歉,表明了政府官员们已经从思想和态度上充分认知了公仆的服务意识,确立了“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权力观,彰显了执政理念的进步和执政水平的提升,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政府官员公开道歉,作为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对抗情绪,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     

官员道歉制度化追问

就立法原意而言。官员道教的制度化是对官员道教行为的规范约束，还是鼓励这种形式的权力反省？进而言之。官员道教制度化以后，道教行为将会越来越多。还是变得越来越少？ 日前，深圳市监察部门出台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问题】当前舆情危机事件频发,网络舆情既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也可以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舆情事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才能有效维护和修复政府形象?【方法】本研究从情绪认知视角出发,以公众情绪为中介和以回应策略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2(事件责任:大、小)×3(回应策略:否认、借口、道歉修正)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证实。【发现】研究发现,当公众认为责任大的条件下,采用道歉修正策略(与否认策略、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缓解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当公众认为责任小时,采用道歉修正策略和否认策略(与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疏导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SCCT理论基于认知视角探讨形象修复的框架,从情感视角提出即使不改变大众对舆情事件起因的归因认知,通过有效回应来疏导公众情绪,也能达到修复政府形象的目的。     

说声道歉太难

近些年，有关官员道歉的新闻见诸报端的频率不断增加，而且已经常态化。自2004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问题，摆在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不少地方的官员在辖内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包括突发事故或出现了其他一些工作失误时，马上向公众道歉，有些还代表党委、政府向群众道歉。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官员道歉的制度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官员道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当前官员道教存在着制度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官员道歉法律效力等级低下,制度供给不足;二是道歉主体不明晰准确,存在“替代”道歉的异化想象；三是官员道教缺少外部监督.为了实现官员道歉制度化应该做到:提高官员道歉相关法律效力等级,增加制度供给;明确官员道歉主体；加强官员道教的外部约束.     

从公众参与制度化的视角看我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完善——以价格听证会为例

听证会的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程度,使听证会制度在确保决策民主化方面的功能流于形式。建立听证会透明的协商机制与民主的沟通机制,是保证决策民主化及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前提。提高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扩大听证会的范围、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方向。     

政治文明与程序宪政--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

本文提出以“程序宪政”作为新的学术范式 ,重构民主政治 ,实现政治文明。程序宪政作为宪政发展的高级阶段 ,与政治文明在价值理念、制度结构、目标功能、运行逻辑上趋向一致。程序宪政推动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规范程序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程序宪政的最终目的。     

转型期我国政府形象塑造机制创新研究

政府形象塑造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关系到政府对公众的亲和力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应对经常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必须重视政府形象的塑造,保持对公众较强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也就是说,只有继续深化行政改革,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加快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意识的培养,畅通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化渠道,才能塑造良好的现代民主政府新形象.     

刍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政治文明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制度文明,而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将最终决定着政治文明所能达到的程度。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中居于主体的地位,政党制度是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且决定着该国政治的演变方向。本文首先简述了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并进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大背景下,论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党的制度建设,最后提出部分政党制度建设的途径探索。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行政问责制的困境

本文指出当前我国的问责制度化水平还比较低,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让政府道歉成为风气和制度

“今年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得向全体市民道歉。”这是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唐杰代表市政府向市人大所作的表示。同时，深圳市监察局明确要求：公务员一旦出现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或失职渎职问题，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公开向公众道歉。     

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我国执政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研究综述

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能力是我国政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政治要素,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府能力建设也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因此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能力建设研究的学术氛围日趋浓厚。本文对我国学者们关于两者涵义的界定、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展望做了概括和总结。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化功能与全球化视野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明观深刻揭示了政治文明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有机内容 ,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全球化时代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化功能 ,还必须不断拓展政治文明的全球化视野 ,这就是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着重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背景,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西方社会管理的发展变迁及成功经验显示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分权与自治、管理方式的市场化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创新要素.我国社会管理应当坚持深入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论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能够强化政府的廉洁程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有助于公众更好地监督公职人员。我国目前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处于试点状态,缺乏系统性,实施力度也不强,难以起到预期效果。我国应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将所有公职人员纳入财产申报主体范围,并设置严格的申报程序和法律责任,强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刚性和权威。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论文从公众感知视角,整合了原因属性分析、责任推断等归因过程,构建了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并通过情境模拟实验,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共危机事件后,(1)相对于政府内部归因,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2)在政府内部归因中,相对于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缺陷,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3)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越强;(4)公众对政府社会责任的感知越强、对政府的认同度越高,则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低;(5)受害方共谋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6)危机事件越严重,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这些发现当有助于促进公共危机和公众感知的理论研究,并帮助政府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论公众参与立法活动

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是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立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本文就公众参与立法活动进行简要的论述。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通讯技术为公共管理者和公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和方法,以网络为媒介的公民参与方式正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活动,对政府系统提供支持和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与要求.当然公民的网络参与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和需要改进之处,如何实现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和理性化是我们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