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德育思想及现代意义

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代表)中分析梳理出道德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和内容,并分析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指导借鉴意义。     

先秦儒道和谐思想的差异性及当代互补性

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无论是强调以礼乐制度支持人际和谐的儒家，还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都有明确的和谐思想。但他们所阐释的达到和谐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却截然不同，由此也使他们的和谐观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征。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需要树立和谐的价值观念，而和谐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诚信和关爱。先秦儒道和谐思想对当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的解决给予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见解。在当今和谐的社会氛围内，儒道和谐思想的互补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大势所趋。     

汲取儒道文化精华创建和谐校园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儒道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传统。积极汲取儒道思想的精华,对于创建和谐校园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身心和谐,奠定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儒道两家都主张人的身心关系的和谐。前者强调加强内心的修养,     

殊途而同归:先秦儒道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和"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并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先秦儒、道两家政治哲学中都有社会和谐这一重要的思想元素,他们基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立场规划各自的社会和谐蓝图。儒家致力于有为的等级和谐的诉求,道家则主张"无为"而达致社会的和谐有序。虽然儒道两家社会治理方略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将社会建设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理性,期冀通过社会和谐这一路径,实现国家政治安宁和君王江山永固这一价值理性的目标。     

中国传统法律义务观评析

在西周礼法义务观的基础上,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四家围绕仁爱、利他、功利和实用阐述了各自的法律义务观.各派理论虽各有侧重,但都认为法律义务应包含道德和功利要素.兼具道德和功利要素的法律义务观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法律实践,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忽视个体权利等弊端,但就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人类认识水平而言,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对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先秦儒道义利观探究

义利观所反映的是人生价值观的基准,通过对先秦儒道二家的义利观进行分析比较,不难发现先人古老而深邃的智慧对现代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消极遁世,儒家的天下为公与道家的个体隐逸恰恰形成了对立与互补。先秦儒道二家两种截然相反又相通互补的观点在中国传统义利观形成的过程中不断糅合而又互相对立,构筑了传统义利观的主线。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浅析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主张以“义”为重,同时兼顾“利”。其根本特点是“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义以生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思“结构性不诚”:从当代欧陆思想到先秦中国思想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结构性不诚,是马克思对商品的批判性分析的一个核心贡献。这亦使得现代性的"真诚性问题"构成了当代欧陆思想的一个隐在主题,进而开启了对先秦中国思想的一个重新激活。通过将先秦儒学与哈贝马斯、齐泽克、梅亚苏、拉图尔等当代欧陆思想家以及已过世的拉康、德里达放到同一个"内在性平面"上,这项研究展开了对"结构性不诚"问题一个原创性的重新思考。经由这个思考,先秦儒学不但被以一种德勒兹主义的方式重新激活,并且展现出相对于当代欧陆思想而言的一组独特的思想洞见。     

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王道"是春秋战国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书院传统人文精神对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启示

岳麓书院所主张和成功实践的社会本位、主体人格、义利之辩、爱国情操等传统人文精神，是当代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社会责任意识、爱国主义等领域的思想源点之一。厚重而优秀的岳麓书院人文精神，如何在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得到延伸与发展，是值得思想教育工作者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