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兼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在于程序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德国、日本、荷兰都对暂缓起诉制度有严格而完备的规定。在我国,针对某些检察院试行的暂缓起诉制度,有论者提出了质疑。但从我国现行起诉制度、司法资源来看,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行政”案件移送要件研究

新《行政处罚法》在原有“行政—刑事”衔接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刑事—行政”衔接，从条文的字面文义以及隐含内容分析，“刑事—行政”衔接需要遵循实体与程序两方面的要件。实体要件包括违法行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程序要件主要涉及移送衔接中的“及时”要求、刑事证据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以及衔接过程中的监督。仅从规范角度分析，无论是实体要件，还是程序要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存在着不确定的解释空间，正式实施后，也必将面临着更多的困境。之所以如此，既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同属性相关，也与我国法律责任体系的分工相关。为此，需要思考已有“行政—刑事”衔接机制能否适用于“刑事—行政”衔接中，如不能适用应尽快建立衔接机制。     

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中的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

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但是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指导性案例的援引率较低，相关规定亟待改进。就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相似性的比较来说，现有规定中“基本案情”的表述过于宽泛，而相关研究成果使用的“实质事实”“关键事实”等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案例指导对判例制度的借鉴。作为相似性比较点，指导性案例中的“案件事实”更适合用“重要事实”来表述，其含义是体现创新规则的事实。这种界定更符合案例指导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准确定位。作为相似性比较的基本方面，案件事实决定着法律适用，应当成为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时主要考察的对象。这一结论可以从司法运行的一般原理、判例法的历史经验、裁判文书的现状等方面得到支持。具体到案件事实相似性的确定方式而言，在程序方面主要存在着法官主动检索和庭审中回应诉求这两种程序性方式：前者需要以裁判要点和规范目的为指引，并结合裁判理由部分的论述；后者则需要更多地引入英美法系中普通法运行的经验总结。而确定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实体方式，则需要借助于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进行对比和检验，特别是在考察体现创新规则的重要事实是否相似时，还需要结合方法论的因素。以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分析为开端，案例指导制度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继续完善。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理论阐释及其适用展开

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对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适用存在以下问题：与“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混同、教育因素在处罚中发挥的作用不清、与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关系不明。通过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厘清该原则中教育与处罚二要素的内在逻辑,阐明该原则与罚过相当原则的外在关系,有助于提升该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通过“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开放性适用,教育因素可以作为前置裁量手段对处罚发挥影响。罚过相当原则可以为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中实体裁量部分提供“相当性”的分析工具,教育的裁量手段作用应以处罚法定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为限度。     

论侦查讯问中的司法诚信——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承诺谈起

侦查讯问中司法诚信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司法承诺。司法承诺，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就特定的法律后果所作的许诺和保证。在我国侦查讯问中，司法承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目前此政策的困境就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有从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来实现司法诚信。     

通向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及其优化路径

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功能定位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实现司法民主，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陪审制的制度设计应体现“平民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参审制，陪审员和法官在审判权上无分工，都具有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由于陪审员缺少法律知识和专业训练，难以实现有效参审，不能消除“陪而不审”的痼疾。为发挥陪审员参审实质作用，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着力提升陪审员法律素质，在选任上“精英化”，都使得陪审员“法官化”，偏离了司法民主的方向。人民陪审员法体现了陪审员“平民化”的倾向，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但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大、事实和法律区分不明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逐步实现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问题。     

法治语境下司法核心公信力探析——对公正裁判力的法理学考量

从"力"的视角考量司法公信力,其内涵包含司法能够赢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应具备的能力,司法获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后产生的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等三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内容最为重要,应属于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内容。司法裁判的本质必然要求司法公信系于裁判力,而司法公正的使命必然要求司法公信注重公正裁判,因此,公正裁判力应该成为司法核心公信力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基于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则需要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增强公正裁判的能力。司法公正在法治语境下对裁判力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为两个统一,即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之间的辩证统一以及司法能动和司法自制之间的辩证统一。     

试论对“75岁免死”的不同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特别规定了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应该说这是慎用死刑、少杀慎杀方针的体现。有必要以老年人年龄作为处刑标准的死刑控制路径，并从“75岁免死”的依据、我国国情、刑法公正价值等角度分析该项立法的不合理性。因此，对75岁以上老人是否适用死刑更应该是一个司法层面操作和认知的问题。     

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发展——以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为例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一系列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正当程序原则正在从“开放式的原则”流转为“法条式的原则”，而造成这一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类推适用”和“典型案例”。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在我国发展的成功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类推适用”与“典型案例”的作用，从而促进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发展。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

被追诉人的反悔权是否应当设立、如何设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中备受争议。无论从司法文明、司法契约角度,还是从制度本身,以及实体和程序要求,反悔权的设置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反悔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在行使时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司法效率降低和资源的浪费,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及被害人利益的救济其实并无实质性负面影响,而在当前司法环境并未给被追诉人多少“反悔适用空间”的情况下,反悔权应作为一项诉权被一般性认可,而非作为例外适用。因此,对反悔权的限制也不应当过大,而应针对由反悔权产生的具体矛盾,主要在适用前提、适用时间以及适用次数上进行限制。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轻案快办”司法机制改革的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试点调研

“轻案快办”机制是由“轻案快侦”、“轻案快批捕”、“轻案快诉”和“轻案快审”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刑事诉讼工作机制。“轻案快办”是我国司法体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司法实践中，“轻案快办”机制试运行存在法律依据缺乏、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有争议、“快”的程度难把握、启动与中止程序不规范、公安机关存在困惑等问题。完善立法、理性追求效率、规范程序，完善公安机关组织体系和办案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内涵诠释与路径展望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出台有着三重生成逻辑：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贯彻，在实践逻辑上是对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总结提炼。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政策内涵进行创新诠释，首先应将“少捕”理解为是公检法的共同任务，在报捕、批捕和决定逮捕每个环节都应尽职守则、协力配合，并将“少捕”从轻罪延展到部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其次，明确“慎诉”的适用对象既有自然人犯罪还有单位犯罪，从立法修订和司法指引多个层面激活起诉裁量权的各种行使方式，并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慎用抗诉权；最后，落实“慎押”政策除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还应对拘留后羁押做好监督，同时将“慎押”中的“押”扩张解释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分别与“少捕”和“慎诉”呼应，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人权司法保障。为了实现政策的落实落地，须从观念、制度、机制三重路径作出努力，做好从治罪到治理、从关人到管人、从专识到共识的观念转变，建立完善听证制度、合规不起诉制度和羁押替代制度，优化革新绩效考核机制、捕诉押必要性审查量化机制。     

关于“已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再思考

刑法49条第2款的规定标志着在刑事立法上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认可，这点值得肯定，但已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立法却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年龄设置偏高，导致司法实践中恩惠到的老年人少之又少；二是老年人免于适用死刑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僵硬，不利于应对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复杂情况。再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界定不明不易认定，也与通常的刑法定罪逻辑不符。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内在统一性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性具体体现在二者形成、发展的同步性和同时提出的内在根据两个方面。其内在根据可以理解为：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二者的共同理论基础；2．共同富裕是二者的共同价值目标；3．二者的统一体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准确把握本论题，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宣传邓小平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尊重和修复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是尊重和修复。通过经验角度的分析，恢复性司法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尊重被害人的内心需要和促使加害人回归社会。恢复性司法建构了一种新型模式，有助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社会秩序的修复。恢复性司法程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冲突与融合：基层司法权的运作模式——从最高人民法院推广的两个工作典型说起

最高人民法院推广的“能动司法模式”、“陈燕萍工作法”是一种成功的司法经验表达，但如果从理论上进行梳理，两个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倡导一种“司法退、法官进”的工作思路，要求法官在现有的体制下依靠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来弥补司法当前所处的尴尬地位，用“能动司法”来解决法院公信力不高、信访案件高居不下的社会难题，这就是在基层法院中实际上已普遍存在但却尚未赋予正当性的司法运作模式。     

刑事速裁程序的羁押问题分析

两年的试点期内,刑事速裁程序在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经过实践的检验,速裁程序在宏观的制度建构上较为粗放,在微观的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阻碍。其中羁押问题较为突出,成为这一制度发展的瓶颈。从速裁程序的运行状况来看,羁押问题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对速裁程序产生了影响。羁押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分别是司法理念问题、程序建构粗放以及程序简化不足。鉴于此,速裁程序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控制羁押适用、构建审前联动机制、完善非羁押性替代措施以及改革考核体系,从而构建速裁程序的羁押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