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价值分析

200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试图通过创新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现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构建,体现了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诉求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高度,要求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为此,我们从认识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理论着手,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现强军目标需要军事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指出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的具体路径主要是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司法制度,优化军事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军事司法监督机制等。     

司法改革与结构性危机再生产——从药家鑫案的审理谈起

现代司法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制度装置,而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具有保守、克制,有意与社会保持适当隔离,严格按照正当程序操作,严格依法断案的品质。西安中院在审理药家鑫案时征求旁听人员关于量刑的意见,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质疑,引发了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就是因其背离了现代司法的范型,以致引火烧身。避免司法改革举措失当导致结构性的危机再生产是我们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课题。     

论“司法和谐”的实现路径

"司法和谐"的理念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对司法活动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新的探索和定位。"司法和谐"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司法工作与社会的外部关系来看,司法部门应当成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利救济途径,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起到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司法和谐"意味着对司法机构的准确定位、司法程序的公平正当、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分工、审判活动的协调运行等。要实现"司法和谐",必须处理好几对重要的矛盾关系。首先,在司法机构的角色定位上,应当注意司法独立和司法谦抑的统一,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在审判组织的发展方向上,应当实现司法精英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兼顾,使审判过程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又有人民群众的见证和参与。最后,在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应当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律传统出发,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关系。     

我国民事司法改革中的“三大失衡”与破解

我国民事司法改革中存在着法院与当事人间的失衡,即法院主导改革,当事人权利保护不足;法院和检察机关间的失衡,即检察监督权被蚕食;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间的失衡,即人民调解程序过度扩张"三大失衡"。为此,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应当注意合理配置法院和当事人关系,充分考虑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尚不成熟的国情,在遵循民事诉讼规律前提下解决法院和检察机关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     

司法改革:法治中国的助推器——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向度与历史进路

深化司法改革,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历史进路经历了法统的恢复、司法技术的完善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三个阶段。公正、效率和权威,是中国当代推动司法改革所必须秉持的价值向度。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专业司法与人民司法、本土司法与化外司法是推动中国当代司法改革必须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在维权与维稳之间寻求平衡——论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维权和维稳构成改革措施正当性的独立理由.司法维权与司法维稳的一致性获得充分肯认,而其内在差异则被忽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性和稳定性,使司法改革在总体上显得莽撞和冒进.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必须立基于“维权”与“维稳”双重考量之上,在司法程序的刚性与多样性之间、司法的消极属性与能动司法之间、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之间寻求平衡.     

“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局。     

台湾司法运作机制究——从陈水扁弊案解读台湾的刑事司法程序

陈水扁案件引起了岛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然我们对案件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文化的层面。整个案件的进程反映了台湾法律的一些符号与原则，活生生的再现了台湾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法学学者，作者认为台湾司法机制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颇有启示的。     

宪法司法化的再反思——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被废止谈起

宪法司法化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的法,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从当前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目前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着许多的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宪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存废之间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紧抓精神命脉延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以传统文化助力司法改革为例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中国"为核心议题,这是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浙江省以先行先试的身份,进一步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传统文化在现代法治中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司法改革有积极的作用,可以推动浙江司法改革。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路径,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以文化软实力推进"法治浙江"和两美浙江建设。     

是否应当回归“马锡五”——兼评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和司法改革的要求,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再具有现实的适用可能,然而其内在价值却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这个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之争。当前司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司法职业化所造成,司法改革依然应当坚持职业化的方向。     

司法的角色——再思“北京二商集团诉对外经贸部”案

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将立法的倾向灵活及时地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领域里,这就有赖于司法机构在个案的实践中裁定纷争、配置权利,从而实现对公共福利、弱势群体、私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的裁决可以起到监控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司法尽可能地促使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约束内,减少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促使其走上规范化、公开化的道路。鉴于中国司法的国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微妙关系,在审理案件中掣肘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欲实现理想中的司法独立审判,以及对行政权的制衡,还需相关各方的更多努力。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对被害人的主要过错而引发刑事案件的思考——兼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加害人的行为给被害人的财产、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却看不到有些案件往往是因为被害人的主要过错而引发的这一客观事实。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一因素。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中增加因被害人主要过错而引发的加害人侵害被害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条款。     

道德争议案件与司法的合法性——对“泸州遗赠案”的反思

在有关泸州遗赠案的讨论中,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的争论。规则论者试图排斥道德立场,而原则论者则认为应作价值考量,两者的争论表面上是法律与道德之争。但实质上,规则论排斥道德立场本身正体现了一种道德立场,因而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道德立场的争论。引人道德立场之后,司法裁判面临合法性的追问。但是,既有讨论对此皆未能给出有效的回答,因此,泸州遗赠案有待进一步反思。     

司法参与社会诚信建设的价值考量与路径选择——兼评东城法院“诚信工程”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以诉讼诚信体系建设为视角,结审判实践阐释诚与信的哲学内涵,分析社会诚信缺失的现实困境,论述司法参与社会诚信建设的价值意义,分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诚信工程实践,探索人民法院参与社会诚信建设的实践路径。     

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