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婚内同居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未确立婚内同居制度,导致我国婚姻法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司法、立法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规定婚内同居权利义务并不会使“婚内强奸”合法化,将婚内同居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是完善现有婚姻法相关问题、妥当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必要途径。我国立法建立婚内同居制度需明确婚内同居制度的内容、规定婚内同居义务的抗辩与消灭条件、规定婚内同居权利的民法保护措施。     

婚内性暴力侵权问题研究

文章主要从民事法学理论的角度对婚内性暴力侵权问题进行探究 ,以自然法之公平、正义理念为基点 ,通过历史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阐述 ,并对如何建构我国未来的“反婚内性暴力侵权之法律制度”提出主张。     

婚内强迫性行为之我见

婚内强迫性行为作为一种客观现象 ,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着。近几年来 ,随着民主政治 ,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 ,对此行为如何定性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理论界和实践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中庸看法 ,并试图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方案     

“婚内强奸”的认定困境及解困的基本思路

婚内强奸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而盛行,在我国立法模糊,司法操作不一的情况下,对婚内强奸进行探讨十分必要。婚内强奸如若认定,会面临一系列问题:无法解释婚姻实质;无法解释强奸;司法操作困难;影响社会安定。在认清困境的形势下,需要明确婚姻内的这种行为是婚内强迫性行为,与强奸相区别;进一步明确了在立法上完善规定,将夫妻的同居义务纳入婚姻法的调整,将妻子排除在强奸罪的对象之外;运用现有的规定维护自身的权利。     

婚内强奸行为的入罪思考

随着人人平等、人权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婚内强奸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成为了近几十年的热点话题。我国刑法对于婚内强奸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判例南辕北辙,使得人们对于其行为后果也难以产生一个合理的预期。因此,对其行为性质做出一个合理的定位以规范人的行为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外别居制度比较

别居又称分居,它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会法,至今仍存在.国外各主要国家及域外香港、澳门等地区都规定了别居制度.通过别居制度与离婚制度关系、别居的原因、别居的程序、别居的后果及别居的终止的比较,以体现别居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所在.     

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文化解析及评价

对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强制性性行为的评价,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诸多的争议。既有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思辨,也有截然相反的判例。而近乎通说的“婚内强奸”的称谓本身就是以承认该种强制性性行为犯罪化为前提,这种有罪推定的假定既不符合刑法的谦抑和罪刑法定原则,也使得对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其他评价毫无意义。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以文化的视角对该行为进行解析,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违法或犯罪评价,但排除强奸化的评价。     

论我国婚内强奸犯罪的立法构建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是我国家庭暴力问题中长期争论的焦点.受我国国情、传统性观念的影响,界定婚内强奸罪应当慎重.对此,既要维护妇女的性权利,又要保障男性公民的同居权;既要具有理论上的依据,又要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特定期间的认定是婚内强奸罪的核心问题.     

对婚内侵权的思考——建立适合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夫妻财产制度

随着大量婚内侵权案件的出现,如何完美的解决婚内侵权纠纷成为了急迫的问题。通过先驱对婚内侵权的研究,发现婚内侵权是有其特殊之处,但是究其本质仍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所以《侵权行为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内侵权最佳承担责任方式。但由于我国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设定过于简单,再加上我国国情是大多数家庭都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导致损害赔偿无法在婚内侵权案件中实行。所以通过参考各国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置,设想一套适合解决婚内侵权赔偿损害的夫妻财产制度。     

论夫妻一方婚内单独放弃继承的效力——兼评我国《继承法》第25条与《婚姻法》第17条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若被继承人未立遗嘱或所立遗嘱未明确表明遗产只归作为继承人的夫或妻一方,夫或妻可否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对此,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冲突的实质其实是法律规范的内部冲突,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婚姻法》第17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而获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不当。鉴于此,应在将来的《婚姻法》修订中明确夫妻一方婚内继承的财产作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论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以制度之考量与构建为中心

法院调解家事案件的理想状态是尽量将调解向诉前延伸,建立起家事案件法院诉前调解机制,以此来妥善解决亲族之间已经达致法律纷争之矛盾、采纳当事人合意以及恢复当事人感情。为此,域外的许多国家(地区)都已建立起了契合本国家事案件特性,利于家事案件处理的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而就我国而言,目前正面临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之机遇,在此机遇之下,深入考量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资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我国制度的构建是当下之重要任务。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走出困境的可行之策——兼议检察机关操作规则的构建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由于刚刚步入正轨,规定尚不周详,仍存在花钱买刑、规则未妥善衔接等问题,需要立法的完善与社区矫正、国家扶助等机制的跟进。其中,检察机关任重道远,通过设立内部专门和解机构、分阶段确定启动条件与程序与构建程序重启机制等方法可更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     

激励与行为:地方机会主义及其制度分析——兼论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动力问题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安排,地方官员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在短期内显示经济政绩”的动力,也使得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地方发展利益,必然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产生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