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企业的监督机制

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中,还要不要建立企业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企业监督机制会不会影响企业改革的进程?为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应建立一种怎样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是当前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强调加强企业的监督,会影响改革,束缚企业发展的手脚,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首先,建立、健全企业的监督机制,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当前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和试验,谁也不能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万无一     

台菜上海飘香

当中国“吃”的文化跟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碰撞,会激发出怎样的火花?坊间的各国料理、大宴小酌到地方特色,早就把上海的餐饮市场炒得异常热闹。随着大批的台商前往经商,“台湾菜”在上海,也就自然而然汇聚成一个系统。台湾人经营的餐厅,怎样在五花八门的餐饮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请看我们的第一手观察。     

义乌:让党员在商海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浙江义乌是我国著名的小商品市场。该市小商品城集团党组织注意发挥广大党员在市场经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义乌市党建工作中的一个亮点。首先,小商品城集团党组织自1985年以来的18年间,始终把研究探索如何在新环境中保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课题放在首位,挂出“共产党员商位”的红色牌匾,公开经商党员的身份,要求党员牢记入党誓词,接受群众监督,以实际行动,让“共产党员商位”成为“重质量,讲诚信”的示范窗口。其次,广大经商党员在促进市场繁荣,维护市场稳定中起主力军和中坚力量的作用。在小商品城,多数经商党员骨干被党组织推荐到…     

由“代表被执法人员训斥”想到的

近日到基层人大调查,一位姓李的县人大代表十分委屈地向笔者倒苦水:“我厂里的三轮车在街上被城管执法队收了,连个手续也没出,就跟抢差不多。我作为厂长到执法队去取车,队长竟然不承认,还对我大声训斥‘:哪个收了你的车?我不知道!’这辆三轮车至今也没要回来……”听罢苦衷,我沉默良久,脑子里却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问号一:为什么李代表不亮出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或者说,他为什么想不到自己是一名人大代表?很显然,在李代表的脑中只有“厂长”这个头衔,根本没有“代表”这个身份和职务。的确,目前我们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各级人大代表像这位李代…     

“红顶商人”与企业短寿——近代早期中国企业成长的宿命

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红顶商人”是一群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与我国近代机器工业相伴而生,无论是唐廷枢、徐润,还是马建忠、张骞、周学熙等人无不在官商间叱咤风云。但是纵观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成长,似乎难逃短寿的宿命,一般约二十年之后,不是企业消亡,就是企业旁落于外国人或官僚之手。本文从中国早期近代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出发,运用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探讨“红顶商人”企业短寿现象,并剖析了“红顶商人”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借此阐明企业家谋求“官本位”是当今企业健康成长的隐性陷阱。     

岁末年终 给市委书记打分

市民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不仅李群不知道,事实上,在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出来之前,作为调查者的我们,对结果同样没有把握。谁能知道,随机抽取的百位市民会给他们的市委书记打多少分?没有官员在一旁督阵监控,也没有摄像镜头取景为证,打分者对市委书记印象好坏、对其工作的认可程度,最终是以一个具体的数字显现在问卷上。显然,这对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而言,这是场考验。     

城市风

吴敬琏:“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成为许多政策权衡的焦点。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国企M B O的“放与收”     

留守孩的幸福生活在哪里？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重庆周边区县，有大批人员离家出国或到外地去经商、务工或学习，他们把孩子留在家中交给祖辈、代养人或教师照管，由此，出现了一个特殊儿童群体——“留守孩”，他们在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中，其身心发育会受到哪些影响?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如何?怎样才能使她们得以健康成长?     

台北市内的“澳门街“

每年去台湾打工、经商的澳门同胞不下3万人,他们在哪里?逛一逛台北“澳门街”或许能找到答案。 “台湾的生意比较好做,亲戚说古董市场至少还可维持个10年光景。亲戚一讲,我就办手续,跟着来了。”在被称为“澳门街”的假日玉器市场(简称假日玉市),来自澳门的陈太太这样说。 台北两处“澳门街” 台北“澳门街”有两处:一处在八德路、市民大道、新生北路     

大连：问责“中间状态”官员

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明显失误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很难回答。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明显失误,但又确实没有创造过任何政绩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的回答是：不是。一个在工作上虽有过失误,但一方面又确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过不少政绩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的回答是：是。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在工作过程中便处于这样一个中间状态：你虽然指不出他存在什么问题,但你也找不出他有什么政绩。“太平官”思想诱惑着他们,使之成为“中间状态”官员,他们占到了我们整个领导干部队伍的一半以上。他们不想创新,不敢创新,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创新；他们怕创新会带来风险,会乌纱难保,所以“不求有所为,但求不出错”。这样一来,作为生产力推动者的这一部分领导干部,就没能起到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于国家、于人民的利益都极其有害。 2004年10月1日,《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矛头直指“中间状态”官员。《办法》也许不是很成熟,但其传递的信号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太平官”的思想根基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一念之间，人生截然不同

在我们整个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很多非常宝贵的教诲，像魏征劝唐太宗的话当中，一开头那一段话我们印象也很深刻。深刻在我们的老祖宗他们不只跟人学习，他们时时从天地万物当中去反思，去得到启发。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是“满招损，谦受益”，谦虚得到很大的利益。其实在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对照自己，有没有具备了谦卑的人生态度；第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团队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态度精神，那才会受益。     

私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

在一些西方国家,警察在未查明被检查对象的身份前,通常会用枪指住对方。在这些强调人权的国家的公民为什么会认可呢?显然他们知道,个人无权当场对抗公权力。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挑战警察维护公共安全的权威,而是要进一步加强警察的权威性。     

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正>从卢梭到巴金,他们的真诚忏悔非但没有降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半点地位,反而为人类解剖自己、思考人性提供了珍贵的标本。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文化结构 文化心态 文化势能与文化冲突的图景——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之一

<正> 当中国又一次步入新旧世纪交替的十字路口时,人们试图通过对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道路的反思,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态势作一全面客观和深邃的说明,这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紧迫性。但是,我们对中西文化冲突图景反思的见解和理论,有多少是属于那个难以摆脱的历史或传统的呢?看看这一百多年前至今喋喋不休的“本末”、“体用”、“道器”之争;就足以使人感受到关于文化突冲图景理解中传统的沉重。所谓“文化冲突” (Conflict of Culture)实质是民族文明环境变迁中矛盾的外部表现。它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来自物态文明的挑战,而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一个新世纪的来临,不是以一个自然的时间段开始。20世纪开始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1世纪呢?是“9·11”吗?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鸥玛”的反思

“鸥玛”的反思郑波对市场的反思山大“鸥玛”人个个都是教书人，在讲台上是高手，但走入市场却有些晕头转向了。山大“鸥玛”光学标记阅读机在全国评比中三次夺冠，但山大“鸥玛”人没有给予市场足够的重视，只埋头从事产品开发和升级工作，对市场则是资金和人力都投入不...     

领导参考

针对争议不断的“红顶商人”问题,中央3月份曾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限期进行清理。为进一步加强对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严格规范从政行为特别是政商关系,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央日前发布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官员辞职“下海”经商进行全面规范。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规范“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应当符合辞职条件”;二是规范“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履行辞职程序”,尤其“对需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三是规定“领导干部辞     

唐森德谈选人之道

美国著名企业家罗伯特·唐森德认为,选择企业领导时,有四类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第一类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他们总是引人注意,溜须拍马,而且经常能够得到晋升。这类人是万万不能选的。他们权力欲极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权力是不行的。他们很专制,对很多事情麻木不仁,对他人漠不关心。考虑这类人的时候,你必须时时想着一个问题:“这个候选人会为了公司的目标而奋斗吗?会努力使员工热情高涨、精神饱满吗?”你必须让他的同事和部下诚实地发表对他的看法。     

骑在幸福的“迷墙”上

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周围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原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后来,中国户口换成了国外身份,却又“移民不移家”,依然生活在中国——这个群体被称作“半路老外”,又有人称其为“骑墙一族”。     

春运路遇三大员

岁末年初之际,记者乘火车出行,卧铺车厢里人不多,但是却接连遇到了身份很有意思的“三大员”:打假员、订货员、要帐员。打假员这是某著名电池品牌企业的两名男性员工,看上去他俩相当精明,聊天中我得知他们供职于企业专设的“打假办公室”,就奇怪地问:“企业有必要专设一个打假办公室吗?”他们马上说:“当然。像我们本来是市场部的营销骨干,也正是在我们几年的努力下,使品牌的认知度大幅度提升,而各地假冒产品也随之而生,以致有的时候打假倒比营销更为紧迫,于是老总又把我们调来专职打假。”我问:“这次出来是做什么?有具体目标吗?”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