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变动中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以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中心

1958年秋,在“大跃进”运动的强力推动下,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个人分配领域也由此发生急遽变化。徐水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经历了劳动工资制、全民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变动。它是1958年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变动的缩影,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     

我国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未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

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但城市人民公社并没有像农村人民公社一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这两种人民公社的截然相反的态度。“穷过渡”思想的影响,对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立情绪的顾虑和对城市与工业经济的不熟悉, 加上当时破除苏联模式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使毛泽东对城市人民公社一直持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当公社出现问题时又迅速给予纠正,并很快结束了其命运。城市人民公社建立时没有打破原有的行政、生产组织,其建立和解体没有造成大的混乱。公社举办的社办企业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左”倾灾难泛滥的时代,城市人民公社竟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大的灾难。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有重大的意义。     

我亲历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对于曾经的“人民公社”运动，很多人只知道“农村人民公社”，却不知道“城市人民公社”。街道成立人民公社的缘由1957年底至1958年初，国内出现了兴办“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当地领导向他汇报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的缘由，毛泽东听后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9日，他到山东视察时又说：     

第一人民公社的蹉跎岁月

1958年7月初，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河南省遂平县诞生，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也是世界上继巴黎人民公社后的第二个人民公社，这里也是最早的“浮夸风”发源地。同年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带头人后，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便被推向全国。1983年，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修葺一新的公社旧址已对游客开放。拂去岁月的烟尘，那逝去的一幕渐次清晰。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整整26个年头,从1958年成立到1984年解体,中国农村就是在这漫长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农村的发展或停滞与农民的希望或苦难交织在一块的年代,现在回观这个年代,人民公社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张乐天的这部带有农厚的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色彩的学术专著,解剖了这个曾经最终瓦解了千百年形成的村落传统,同时又给农村发展带来种种不利影响的“理想”制度。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导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共4编18章。这本专著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     

毛泽东调整办人民公社思路前后

1958年出现的大办人民公社热潮，突破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最早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在纠正错误和继续探索中及时调整办人民公社的思路，最后形成了存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人民公社模式。“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刮共产风的问题。     

91、关于“政社合一”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实际上是超越阶段的。有些人企图人为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叫做“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所谓人民公社具有全民所有制因素,主要内容就是“政社合一”。“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党政企合一”,党建在政上,政又建在企上,而且是     

1949-1989：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与评析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它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而产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快速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推动广泛普及,走向鼎盛;1979年后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瓦解而萎缩解体。     

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撤社建乡的前前后后

从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发动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是铭刻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向阳人民公社共9个大队，66个生产队，耕地面积10830亩，人口14127人，其中农业劳动力1579人，全民商业职128人，集体商业职1122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向阳的干部群众就有一定的改革意识，公社领导在公社酒厂搞承包经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向阳人民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干部实行“超一奖三到五”的责任制。实行这样的生产责任制以后，调动了群众…     

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简论

新中国建立后,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变革,与之相对应,农民收入也有巨大变化。不同土地制度对农民增收的决定性作用预示着制度创新是农民增收的源泉,农民增收需要农地产权的持续改革。     

“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经验不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提出一系列超常规发展的高指标，致使经济建设浮夸风盛行，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未经试点，全国农村普遍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加以合并，大办“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主观愿望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实现跃进式发展，     

论“三包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

“三包一奖”制度是促进公社生产发展的经营管理制度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就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必须不断地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健全劳动检查和评奖的制度,切实保证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根据过去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目前人民公社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展农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通过组织上合作化、集体化，思想上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直至发展到狠抓阶级斗争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农业的思路。它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主要体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第二种，来自于第一种思路但又不拘泥于它，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实践的规律、按照群众的要求有所改正的思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路基本上只能在人民公社框架内，扛着“农业学大寨”的旗帜，通过维护60年代初期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     

对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针的体会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費和积累,都必須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計划应当納入国家的計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計划的时候,应当充分發揮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决議还指出:“人民公社發展生产的正确方針应当是:根据国家統一計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則,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     

1958年为何将新合并的大社命名为“公社”

1958年全国在一片“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主观地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取得一日千里的发展，现在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于是将原本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那么，为什么1958年将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呢？本文试图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那些年，我们一起崇拜过的知青典型

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因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而享誉全国，后来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那股波及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来自北京、郑州等地的知青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从这里走出了全国党代表和中央候补委员卢忠阳、全国人大常委薛喜梅、中共十犬代表杜银娣、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黄法娃等风云人物。     

认真推行合同制度

为什么要推行合同制度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浦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并且指出:“为了保证交换计划的实现,要在国家和公社之     

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很少有人听说过“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人民公社”不是都在农村吗?怎么上海也有了“人民公社”?确实,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上海“蹦”出过“人民公社”,但是,只有短短的20天就“寿终正寝”了。 1966年9月13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明确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没过半个月,江青一伙就在北京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密谋搞垮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等人窜到上海,公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两大理想目标 ,是人们用来评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尺度。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 ,保证效率和推进公平是“政府的两个核心经济责任。①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 ,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对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最初探索与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 ,我国逐步打破“吃大锅饭”的旧体制 ,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 ,“效率”与“公平…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研究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是由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威在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展开,它成功地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治理方式被破坏后,新的治理方式到新中国建立前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政权建设相结合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治理。改革开放后,代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的设计并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效果。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