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下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的“失望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的“失望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苦吟中的“自我”重构——对中晚唐苦吟诗风的另一种解读

中唐开始流行于诗坛的苦吟诗风不仅具有文学上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唐知识阶层重构在科举制发展中逐渐失落的"自我"的一种尝试。孟郊、贾岛等苦吟诗人试图通过"苦吟"重建知识阶层文化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性,进而重构"自我",而晚唐的苦吟作品则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唐诗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重读鲁迅“骂孔子”

“骂孔子”，是鲁迅的原话。鲁迅一登上中国现代新文坛就开始了“骂孔子”。鲁迅“骂孔子”集中于三个时间段即1918-1919年、1923-1926年、1933-1935年。鲁迅在这三个时间段写的小说与杂文中有七八十篇涉及“骂孔子”。鲁迅“骂孔子”是因“厌恶和尚，恨及袈裟”，骂的重点对象是打着倡导尊孔读经旗帜而心怀别样目的的“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圣人”。意在“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诉求“立人”之终极关怀。重读鲁迅“骂孔子”，拟用鲁迅的批判精神，对鲁迅“骂孔子”重新加以审视，抉择出“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以提升善于传承孔学——国学人文精神的本领，汲取于今建设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所需的养分。     

周恩来苦撑危局

1967年的夏季，由于“文革”的恶劣影响，短短时间内，已同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近30个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包括一些多年的睦邻。如果没有周恩来苦撑危局，争取回旋余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等，都是不可想像的。     

别面鲁迅

提到鲁迅，人们就想到匕首、投枪、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等等。大家印象中的鲁迅都是战斗着的。不久前在一次“鲁迅是谁”图片展上，鲁迅孙子周令飞说：“我们发现鲁迅被过于‘意识形态化’了，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常爱开玩笑，十分爱笑，而在晚年专心写作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关于五四运动史个性研究的若干思考——以湖北先进知识青年为实证

湖北五四运动有其独特个性。在五四思想解放方面，湖北就有三个显著特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湖北的先进知识青年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抱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湖北先进知识青年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五四运动后，他们热烈追求各种新思想、新文化，通过反复实践、比较，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湖北先进知识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和文化与罪犯的心理矫正之论

和文化,闪烁着中华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是监狱行刑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通过“和文化”的教育之路径,矫正罪犯的“争”之秉性、“失范”之举、“审美”之误和“人生”之错,让罪犯在遵纪守法中实现与监狱相“和”,在改过自新中实现与社会相“和”.     

生命超越现象的精神维度

"生命超越"文学主题源自于人类"生命超越"的精神现象。这种现象基本体现为两个维度:神之超越和人之超越。当人类处于幼稚、懵懂状态,承受着强大的自然异己力量的统治和压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神、上帝、佛等超自然的神灵,以期获得生存的信心和勇气。此为神之超越。而当神之超越不能满足人的需求时,就产生了以人为核心的人之超越。虽然二者都是在意识领域中来实现生命的突破和飞跃,都是用精神力量为人生指出一条光明之路,来抚慰人的灵魂,但以人为终极目的充满理性的人之超越,与以神为终极目的具有浓厚的虚幻性的神之超越则有着本质区别。     

鲁迅是实际革命家吗？

鲁迅作为"革命家"似乎成了定论,连《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释"革命家"一词的时候举的例子都是鲁迅。但是通过对鲁迅一生为人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一直是坚守在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政权而从事实际活动的革命家。而且鲁迅在实际活动方面的弱点,恰好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     

"历史为谁而存在?"--从二元对立思维到多极互补思维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长期的讨论中形成了名称相异实质相同的三大派别，即中国本位文化派、西化派和折衷调和派，但三种观点并非三足鼎立。中国本位文化派虽曾雄踞一时，但因其夜郎自大而日益失去市场；西化派虽然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因其缺乏理论的阐释而一直不为国人所接受。相反，只有主张折衷调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因其貌似公允而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即便今日也是如此。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会改变吗?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吗?本刊去年第1—4期发表了顾乃忠教授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提出应该运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编年史的时间顺序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在于时间差的观点。顾文发表以后，学界产生了各种反响，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补正者亦有之。为了将这一讨论深入下去，本刊拟在今年的“文化研究”栏目中开展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及其方法论研究”的“笔谈”，突出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讨论，即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方法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欢迎专家、学者撰写短文(4000字左右)参加讨论。我们希望这种讨论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     

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接受状况的反思

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在1930年代前后借由对鲁迅的研究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行反思,由此塑造出著名的"竹内鲁迅"。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竹内鲁迅"从漠视到热衷介绍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学界在现代化诉求中对西方的单一认同的一种扭转,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竹内鲁迅"的热衷是否会造成另一种盲目的认同。一个"竹内鲁迅"不能说明一个近代中国的存在,我们要以"竹内鲁迅"为"他者"来关照自身,我们的学者仍然需要想象。     

“深度解读”发新声——评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

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指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首推先秦文化.廖著学术眼光独到,理论视野开阔,富于思辨,敢发新声,堪称力作;也积极启发人们对待传统文化.     

葛琴与鲁迅

鲁迅用《〈总退却〉序》将葛琴推向了文坛,葛琴沿着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描绘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将中国的眼睛点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葛琴对鲁迅精神的再一次逼近。     

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

鲁迅在《风筝》中主要提出了“对儿童的精神虐杀”问题和“中国人的健忘症”问题。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弟弟”般的寂寞孤独和“弟弟”般被虐杀的命运。但三毛没有重复“弟弟”般靠“遗忘”麻木自己的悲剧,而是通过反抗最终走出了“家长本位”的阴影,在“漫漫黄沙万里天”的撒哈拉沙漠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自由”。《风筝》在三毛心中能够产生如此生长的力量,体现了鲁迅作品深刻的影响力。     

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现代性佛学研究——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批判性佛教思想诠释的辩证开展

所谓现代性佛学研究,是非以信仰取向为主的对佛学相对客观性学术论述或相关探讨。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在困难的学术条件下,中国依然涌现了一些现代性宗教研究的典范学者,如从根本上质疑一切古代中国经文翻译的正确性和系统解明异质佛教思想形成相关背景的吕澂、首开使用敦煌禅宗史料研究从达磨到神会的新禅宗史的胡适等。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在"解严"前(1949—1987),"胡适禅学案"等即可说明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继续;"解严"后(1987—2011),虽无再度出现如吕澂或印顺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著作相继出现。中国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佛教思想的批判性诠释的百年薪火,不只没有完全断裂过,而是更善于转型和趋于多元化。     

“发乎情,止乎情”--从“陆王心学”到明清之际的“启蒙美学”

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与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历经了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明清之际启蒙美学主旋律变为“发乎情,止乎情”。它代表着中国美学在与“西天”佛教文化对话后的成熟,距离最终的突破,距离“五四”之际王国维、鲁迅的探索,乃至距离后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新哲学观基础上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的探索,都只有一步之遥。     

鲁迅与张爱玲女性解放思想之比较

在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上,鲁迅作品主张女性要先取得经济权,张爱玲作品认为女性对经济也极端依赖。鲁迅认为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是女性解放的有力保障;张爱玲认为女性地位低下的最大魔障是女性深层意识中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心理。两者都认为男女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摆"间的人神对话

“摆”是中国南传佛教中的一种宗教仪式活动,广泛渗透入云南诸少小民族如阿昌族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佛教活动泼水节的个案研究,可以透视音声行为在佛教活动中的功能及作用,从而探究这一文化背景中的“摆”所折射出的观念信仰体系及伦理道德。     

孤独的英雄与麻木的群氓——萨特的《苍蝇》再解读

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孤独的,如萨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鲁迅《药》中的夏瑜,他们先知先觉,企图唤醒麻木且愚昧的群众,救民于水火,结果却总不被理解,换来嘲笑或误解甚至怨恨,但他们都无怨无悔地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相应后果,继续为大众的幸福而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