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积弊回潮"现象

改革开放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后 ,在改革实践中我们力求消除的一些弊端又重新回潮。尽管这些现象往往是以一些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被人们所忽视 ,但其后果值得我们警惕。在现实生活中 ,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三大现象 :一是平均主义回潮现象 ;二是家长制、一言堂的专制主义回潮现象 ;三是惟上惟书、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回潮现象。造成“积弊回潮”的原因是复杂的 ,但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 :改革尚未深入到旧体制的深层领域 ;新体制的形成存在着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 ;旧体制对社会和社会成员的影响既包括体制性的 ,也包括观念性的。     

“赔命价”——一种规则的民族表达方式

杀人“赔命价”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习惯法,在许多民族地区都曾存在并发挥过现实的规范作用。随着民族习惯法的回潮,该现象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当今社会里“赔命价”习惯法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形成悖论。应当在深刻认识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该习惯法与国家统一法制的矛盾冲突,在两者之间形成沟通与融合。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米兰达规则”的确立 ,标志着西方国家的沉默权制度发展到“峰巅” ,但后来又出现了“回潮”。沉默权制度可以分为默示沉默权制度和明示沉默权制度 ,还可以分为审判沉默权制度和审讯沉默权制度。中国现在需要完善的是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 ,但是不应采用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一个国家对沉默权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     

沉默权制度及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

沉默权制度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 ,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米兰达规则”标志着西方国家的沉默权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然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回潮”。沉默权制度可以分为默示沉默权制度和明示沉默权制度 ,还可以分为审判沉默权制度和审讯沉默权制度。中国现在需要完善的是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 ,但是不应采用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 ,一个国家对沉默权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     

从股权管理在中国石油区外销售的实践浅谈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科学发展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然而，近来不断有人批评所谓的“国进民退”、“国企垄断”、“与民争利”，认为是“倒退”和“回潮”，进而断言中国模式，既不是原来“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延伸，也不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一般做法，而是“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嫁接模式。那么，真相是什么？如何看待新的世情、国情？怎样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本文试从股权管理在中国石油区外销售的实践，探讨了新形势下拓展股权管理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     

不平等与政权更迭——民主转型与民主制的稳定

近年来,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达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研究聚焦于朝向和背离民主制转型过程中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使用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和回潮的一个原始的定性数据,通过因果过程的观察来评估他们的主张。我们发现分配冲突作为他们理论中关键的因果分析机制,只出现在刚刚超过一半的案例中。与理论上的预期不同的是,大量的这类转型发生在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在所有发生民主回潮的国家中低于1/3的民主回潮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所驱动的。我们认为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回潮两个问题都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替代性的因果分析途径。     

藏族习惯法回潮及其原因探析

近年来学界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其回潮之后对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地方立法吸收其合理成分等方面,而对于其回潮原因深入分析并不多。究其回潮原因,与藏族习惯法的历史惯性、藏区经营方式转变、社会控制减弱、相关国家机关的迁就,以及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国家制定法的相对陌生和相关国家机关执法和司法行为的不完全信任等直接相关。     

作为"权利荒"的"民工荒"--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为例的实证研究

从2004年持续到2005年的“民工荒”现象来看,“民工荒”绝不是一个短期的社会现象,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民工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民工荒”的实质是“权利荒”,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就必须注重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科研札记二则

(一)“趋同论”和“趋同现象” 有一种说法:即使“趋同论”是错误的,也否定不了“趋同现象”。其实,严格地说,“趋同论”是对“趋同现象”的理论概括。“趋同论”把不同社会经济之间的共同点视为“趋同现象”,以此为“依据”,宣扬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互相融合,将趋同为一种既非资本主义制度又非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否定现代人类     

论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回潮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为了把日本拉进西方集团的营垒,对昭和天皇不予起诉,并通过旧金山条约对日本彻底“松绑”,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政客、官僚、财阀要员重新钻进政坛,战时的“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等货色开始回潮。随着冷战的深化,日本在追随西方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不断变换手法,朝着政治、军事大国化的目标迈进。发展到今天,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公然联合开进战区,和平宪法被彻底架空,日本总理再三再四地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动向引起亚洲人民的警觉和不安。     

网络统战工作的新变化和新思路

网络统战工作要适应社情的新发展,尤其应该重视网络舆情中关涉社会政治内容较多的网络议政现象和网络意见人士的基本状况。近一个时期,网络舆情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新变化,网络议政出现了新的特点。应当在认清这些新变化的基础上,切实加强网络舆情即时监测与评估机制,建立网络舆情部门联动和资源共享机制,以话题引导做好网络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并且对网络议政现象的周期性回潮做好充分预估。     

对我国警察机关“四难”现象的公共管理分析

“四难”现象即指“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警察机关“四难”现象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简单归因于警察素质偏低。“四难”现象有助于警察获得权力寻租,有利于警察减轻工作负担,是警察体力透支与心理压力的外在反映,是行政机关和垄断行业的通病,而向上负责,无需向下负责的体制也促使“四难”现象的产生。对此,“四难”产生的公共管理根源可概括为:警察严重短缺是人力原因,警察服务训练匮乏与服务内容宽泛的矛盾是技术原因,公众对警察服务的需求无限性与警察资源的供给有限性是资源原因,服务型公安行政模式的未建立是制度原因,缺乏市场竞争是动力原因。所以,必须运用公共管理的手段来解决“四难”现象。     

论中国违宪审查机构之设置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运行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机构设置的问题。考察了各种有关机构设置的建议之后,可以认为只有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的前提下,并突破对“改革”与“改变”、“性善”与“性恶”的认识,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的违宪审查机构。综上考虑,设置宪法监督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是恰当的,可以把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运作起来。     

找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剖析“三农”问题实质，体制不畅是最大障碍。避免将“三农”口号化，最有益的方法莫过于直接服务“三农”。健全直接面向“三农”的乡镇政府职能，改革乡镇机构管理体制，建立乡镇财政，适度改乡设镇，充分发挥乡镇最基层政权组织职能作用是现实选择。     

青年文化反哺的社会、心理意义分析

“文化反哺”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种“晚辈文化”向“长辈文化”倒流的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存在对弱化“代沟现象”、实现亲子间的“视阈融合”，改善“亲子关系”、增强子代的自我价值感和社会适应能力，完善“长辈主流文化”、规范“青年亚文化”、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意涵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而推进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迈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步伐，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立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逻辑，我们可以将其法理意蕴概括为“八个命题”,即“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主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具有坚实的合法根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大国体制的历史传承”“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密码”。它们从改革的现实意义、思维范式、文明价值三个维度，诠释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根据。     

"毕业失业"现象的原因与对策

近几年来,一种新的失业现象———“毕业失业”现象,正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毕业失业”现象的原因是:高校毕业生面临的总体就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需求状况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改革滞后和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误区。而解决“毕业失业”现象的对策是:调整和完善政府、高校、用人单位、毕业生本人这四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参与方式。     

“五九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五九现象”就是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他们即将退侏之际,贪污受贿,走上了犯罪道路。“五九现象”的产生,有主观原因,更有客观原因。企业经营者双重身份的存在是深层原因: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重要原因;一些经营者素质低下,私欲膨胀是主观原因。要消除“五九现象”,一要政企分开,加快推进企业家职业化、市场化进程;二要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浅析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作用及改革中需注意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央将“大部制”改革确定为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国内一些城市也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深圳在遵循中央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于2009年明确提出对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要按照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要求对行政机构进行重新整合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此次改革，因其范围广、力度大，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在对深圳“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动因、改革的亮点与作用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就此次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能有所深入的理解。     

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扩散:对“清真泛化”现象的诠释

随着“清真水”、“清真纸”等的出现, “清真泛化”现象已成为一个愈演愈热的社会问题. “清真”实质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以“清真”为核心的地方性知识已成为回族族群认同的基础.“清真泛化”现象的实质是地方性知识的扩散.“清真”知识体系的扩散从机制上看是基于主体逻辑下的传播机制,从维度上看是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扩散的. “清真”知识体系扩散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大国治理逻辑下的放大效应和经济上商业资本盛行下的逐利行为.对“清真泛化”现象进行控制,应明确“清真”知识体系的边界性,保持“清真”知识体系的纯洁性,坚持“清真”知识体系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