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权的判决、执行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是否设立探望权制度,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01年新修正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探望权制度。了解探望权的概念和具体规定,探讨探望权判决和执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论未成年子女探望权的执行——以儿童福利为中心

探望权执行难的表层原因体现在执行手段有限、执行对象特殊、协助执行主体单一、父母关系不睦等方面,深层原因则是:探望权的利益主体错位;离婚诉讼中过度对抗导致夫妻矛盾更加激化,影响探望的实现;探望作为手段取代了探望本身的目的,探望方式简单机械。应以儿童福利为中心,重新构建探望的权利义务体系,从源头上缓解父母的对立,减少执行障碍,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助作用,强化阻碍探望权执行的制裁措施,以确保探望权的顺利实现。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策探究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为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执行提供了法律依据。笔者通过调研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通化地区办理的民事执行监督案件,总结办理执行监督案件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对如何加强民事执行案件的法律监督进行探讨,以促进民事执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浅析反垄断司法解释对我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私人执行的影响——以奇虎起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是反垄断法律实施的两种基本方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内容涉及起诉、案件受理、管辖、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证据、民事责任及诉讼时效的方面。在对该司法解释进行全面解读的同时,结合我国互联网反垄断私人执行的实际,分析了该司法解释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私人执行的影响并提出对我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私人执行的完善对策。     

浅析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探望权是亲权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新修订《婚姻法》增设的内容,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弥补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上的空白。同国外相比,我国探望权制度设立的时间还不长,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纠纷,折射出目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涉海行政非诉执行裁定救济途径研究——撤销填海造地行政处罚案评释

行政非诉执行裁定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已有规定,却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救济。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救济制度现状的探析,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等角度,提出了当海事法院的专门法庭违法受理非诉行政执行申请,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准许执行的行政裁定时,行政相对人如有异议,根据基本的法治理念和通过案件审查的准确性、公正性角度考虑,寻找私人权益在我国非诉海事行政执行案件中存在的救济新路径。     

完善民事执行制裁措施之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近些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执行制裁措施的规定和“执行难”问题的呼吁、当前执行案件的司法现状,通过对民事案件强制执行阶段相关制裁措施的研究,认为民事执行制裁措施是促使被执行人能够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的保障手段,能够推进民事案件有效执行,使执行案件申请人合法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法律权威得以树立,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进一步得到提升,进而有效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     

探望权行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婚姻法》第38条规定确立了离婚父母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权利,但由于现行法律在行使的主体、方式以及后果等方面规定的欠缺,使得实践中在行使该项权利时受到很大的制约。本文从厘清探望权的性质入手,通过比较国外相关立法规定,揭示了探望权虽有权利的表面,实为义务与权利的结合,其核心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以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和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实践中当事人的约定仅是约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确立权利。探望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更是子女的权利,探望权的行使应以子女的利益为根本,要受到父母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制。本文还探讨了探望权的一些特点：权利实现的模糊性、权利实现的长期性、权利实现的事后性、权利实现的复杂性、程序运用的困难性。     

我国隔代探望权的立法探索及行使建议

关于我国在隔代探望权上的立法,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废止,以下简称原《婚姻法》)的探望权规定,仍未明确规定祖父母对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1))。隔代探望权的立法缺失,并不能阻止现实生活中隔代探望权的行使与诉讼活动中隔代探望权的司法裁判。本文拟循着我国隔代探望权的立法轨迹,去梳理隔代探望权的立法现状与立法尝试,并根据我国隔代探望权的司法裁判状况,探讨我国隔代探望权行使的原则、条件与方式,提出区别不同情形对隔代探望权予以适当限制,以期对未来的隔代探望权司法裁判与立法完善提供参考性意见。     

论探望权主体范围

我国于2001年婚姻法中设立了探望权制度,其旨在保证未成年人子女的合法的权益。但我国的探望权主体范围存在着缺陷:一、探望权主体范围过窄。二、非婚生子女探望权未得到保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探望权主体范围的立法建议:一、明确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的探望权主体地位。二、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的保护。三、对其他探望权主体的权利行使进行适当限制。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