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制”与“三个代表”——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说起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即“三三制”政权。它是由共产党和各派进步实力共同参政的民主政权,并且这一政权形式被明确规定在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三三制”的原则在根据地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在边区进行了选举,组建了新的政府和参议会,并重新构建了政党制度。这样做的结果是调动了各方抗日的积极性,不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并且也提高了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对中国日后的民主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奉行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凝聚中华民族最广泛力量共求振兴的目标,这与五十年前的“三三制”原则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     

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和道路的哲学思考──兼论发展代价问题

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和道路的哲学思考──兼论发展代价问题韩庆祥，于咏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学术前沿问题之一。西方的发展理论起初多注重从正面研究发展本身的进步意义，后来逐渐关注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在当今时代，发展也被明确看作是通过付出代价并努力扬...     

“晚清第一丐”武训的故事

今天的很多人听说“武训”这个名字,是从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武训传》批判”事件开始的。而真实的武训,或许也应该写进中国教育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保护生态环境、确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它把生态危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看成资本主义的更为基本、更为主要的矛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缺乏切实可行的实际方案。     

叶,总归于根——朦胧诗浅论

在当代诗歌批评史上,朦胧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十分敏感的话题,8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可以说是30年代申期关于晦涩理论的展开过的文学论争的延续。朦胧从语体色彩上来看,是褒义的,比起“晦涩”幸运得多,古典主义诗学刻意追求的诗的最高境界正是这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     

“入世”对石油、石化业的影响与对策

世贸组织是当代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我国加入WTO既有利也有弊,特别对石油、石化企业将产生不小的影响。本文针对“入世”对石油、石化业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以时为宝”:中国哲学中的“时”

中国哲学对“时”有着大量的、精辟的论述,如“以时为宝”、“动静有时”、“与时偕进”、“穷达以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却被西方哲学的时间概念遮蔽了。发掘中国哲学中“时”的意义,不仅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间论有所裨益,而且对指导当代的实践以及引导人生也颇有启迪。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以下简称“新论断”),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理论界围绕这一著名新论断所进行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在取得不少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够确切甚至是错误的议论。笔者认为,要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新论断,一是必须将其与传统理论的观点相对照,把新论断看做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一个重大发展;二是必须将新论断看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环节并与理论中的其他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宣传与实践

早在先秦时代,“德治”的思想就已经形成政治理论,并且开始影响政治实践。历史上的“德治”,客观上有益于社会的缓慢进步,有时还可以成为盛世形成的条件。因此,“德治”在理论上长期被看作立政之根本、为政之宗旨、行政之原则。但是,在专制时代政治运行的实际过程中,“德治”又往往只是宣传口号。从总结“德”与“法”、“德”与“财”的关系的角度回顾历史,也应当对“德治”的时代限定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德治”,其实有多重的政治文化涵义。如果说“德治”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历史影响,或许首先在于执政者施行着某种道德自律,接受着某种道德监督,从而有益于成就治世。     

苏联解体的教训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2年10月11—17日,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石家庄举行年会暨学术讨论会。117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以“苏联解体的教训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研究苏联解体的思想方法问题 与会者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严重的挫折,科学地总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当代共产党人的责任。会议分析了前一时期学术界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清理了片面性观点:①“外因论”,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看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②“个     

“一考察 二研究 三建设”──安汉与他的西北开发三部曲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陕西现代著名农学家安汉提出并实践了“一考察,二研究,三建设”的西北开发三部曲,初步探讨并解决了现代西北开发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和原则重点等问题,从而不仅理出了当年西北开发的思路,而且也为今天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他的这一努力对于当代西北开发,无疑仍具有某些启迪作用。     

从“屌丝”流行看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

“屌丝”一词反映了当代青年对于社会现实和自身改变的一种无力的心理状态。作为2012年度最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屌丝”一词被当代青年争相认领,是认识当代青年心理状态和心理诉求的媒介。探究和把握“屌丝”现象的成因,是深入研究当代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中所反映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屌丝”的流行与过度泛化折射出青年传统观念的丧失、对现实社会的无奈、对自身状况的自嘲等心态,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反思。     

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让“弱势心理”不再蔓延

近日，《人民日报》关于弱势群体的讨论引来广泛关注。 农民工吃苦受累还被城市排斥，大学生自命不凡但“现实很骨感”。小商贩起早贪黑勉强糊口，他们自认“弱势群体”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白领、金领、教授、医生这些“体面职业”竟然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更有甚者，连“房地产商是弱势群体”、“官员是弱势群体”的说法也“横空出世”，真让人瞠目结舌。     

论同性恋“家庭”的监护抚养问题

三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已不被人们看作是犯罪,可是由同性恋者产生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同性恋者不仅是一个人群——加上他们的妻儿老小就有上亿人。其中约1/3已婚,所以说,同性恋现象不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着,自然也会产生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问题,感情问题,法律问题。     

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和实践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就已然展开。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包含了让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大众化并掌握群众的深刻思想及丰富内涵。但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一同联系起来作为专有名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是第一次提出，即“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是一项内容庞杂、涵盖范围广泛、     

“法律诊所教育”及其局限性

“法律诊所教育”仅仅是众多国外法律实践教育模式或方法中的一种,它的引入,不会也不可能对当代中国高等法律教育形成重大影响。由于“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性,我国高校法学院系不宜盲目推广。     

邓析“两可之论”的逻辑学意义及现代启示

邓析是先秦时代第一位专门研究论辩术的著名论辩家，同时也是争议颇大的一位论辩家。他的“两可之论”历来是被攻击的靶子。“两可之论”虽有诡辩的成分，但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其对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的发展，对思维中同一标准的确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它仍然会给我们一些现代警示与启迪。     

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传播实践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延安革命传统教学”对以史育人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坚持32年不断线的延安革命传统教学，是西安政治学院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办学品牌，这一课程先后被评为“军队优质课程”、“国家精品课程”。在今天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传播实践延安精神，究竟有什么时代价值？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对我们办学育人究竟有什么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此，西安政治学院专门邀请军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传播实践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本刊特开设专栏，除前面全文刊登的3篇文章之外，对其他与会专家的发言也进行了摘要整理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回顾与展望-论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民族文明发展之初。人民调解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讼制度而来，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处理方式，它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有机体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本文试图从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入手，通过分析这一制度的成因和作用，提出对完善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有关思考。一调解制度的流变无论是古代的“调处”还是当代的“调解”，其基本含义均指的是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当纠纷发生时，矛盾双方将发生的争议提请第三方居间协调、处理。这里的第三人可以是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和组织，也可以是民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