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逻辑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单一国家治理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存阶段及二战后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并存阶段。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变迁,有其外在和内在逻辑。在外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表现为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深受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影响。国家主义、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力推动国际关系治理模式进入有序演进轨道。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当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探析

全球问题频发使全球治理兴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不长,自身的角色定位仍处于探索中。基于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将从"被"治理者、应然与实然、身份定位三个角度探讨全球治理中中国地位的特殊性,并从提供新思维、坚持全球治理基本原则、推动全球治理公正化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多边主义者"的角色定位。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区域转向中的中国角色及其战略选择

在世界秩序转型背景下,回归区域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新发展态势。这一转向形成了更具伸缩性的区域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能够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寻求兼容。究其缘由,高等教育问题边界模糊、全球治理机制失灵、区域治理优势凸显与国家主义回归决定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必然转向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如若将中国嵌入以区域为单位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框架,则能够更加清晰地识别处于全球与区域之间的中国角色。面对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转型,中国应把握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限度与幅度,实现中国经验与全球治理兼容、增强协调周边的区域治理能力以及推进区域间主义治理合作,从而系统构建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的战略选项。     

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排名与评级:观照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形象——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排名与评级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一,通过引导资源分配、影响国家政策、奖惩国家声誉等路径发挥作用。与此对应,主权国家则从理性主义或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经由排名与评级,非国家行为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通过影响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科学"的指数治理发展,充当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纽带。同时,排名与评级的过程也存在价值导向和政治偏向等问题,对于改善全球治理的意义主要是间接的,甚至会损害全球治理。由于排名与评级本身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内部分领域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在大多数排名和评级中的总体表现欠佳,为此应积极改善国内治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加强对排名和评级的实证研究,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对中国的排名和评级。     

从协同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应急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两种模式，而协同治理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不加区分甚至视为相同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协同治理、合作治理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主体地位关系、治理手段和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别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治理，比较适用合作治理模式。实现合作治理模式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重要论述研究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当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必须坚持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遵循维护与创新完善相结合、坚持从国情出发和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等原则,弘扬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把握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着力点。     

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

全球城市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对于这种关联,以及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主体地位的提及和理论上的论证,散见于有关文献当中,以全球城市的主体性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和系统性总结还很少见。本文以现有的文献为依据,从城市外交、全球城市网络和全球治理领域三个方面,对全球城市展现出的主体功能进行归纳梳理,提出全球城市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经验验证问题,希望对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行为主体作用,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党内民主的执政价值：基于国家治理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与执政党，对国家治理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剖析党内民主之于党执政的价值意义可以放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从当前国家治理的热点入手考量党内民主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影响，就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五个范畴：党内民主推动善治、党内民主推动社会和谐、党内民主推动依法治国、党内民主推动群众自治、党内民主推动党政分开。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生态治理实践中的观念清理与制度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生态治理实践。生态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实践主体亦或客体,都有各自不同性质的表现与限制,但是都必须由实践主体来调整、控制并作出不同评价与有效治理。当前中国必须在精神维度上清理四种具有不良影响的观念:一是以牺牲生态追求唯GDP增长论,二是过度消极的渺茫论,三是过度虚发的速胜论,四是忽视主体的自然恢复论;同时,中国也必须在制度维度的三个层面上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一是在国内外乃至全球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二是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及相关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三是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一生态治理的重点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