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行刑文化与行刑制度研究

中国传统行刑文化及行刑制度与儒家传统慎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蕴含于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如鼓励宽仁治狱;法、理、情相统一的囚犯教育感化制度;录囚制度等。文章旨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行刑文化价值核心及其对古代行刑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行刑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对行刑时效制度法典化的思考

我国尚未将行刑时效制度纳入刑法中。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缺位导致的“漏刑”、“补刑”案件已非鲜见,其理论上的不合理性也不断被揭露出来。在此种情形下,急需实现行刑时效制度的法典化。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根据俄罗斯现行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规定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包括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的刑罚的行刑社会化、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 ,假释和缓刑四项内容。规定行刑社会化制度的目的 ,在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对服刑罪犯的惩罚与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重新犯罪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论监狱行刑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公正科学的监狱行刑程序是监狱行刑法治实现的基础。科学的监狱行刑程序的建立,应当在一定的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制度表现出来。对于监狱行刑程序而言,合法、公开、基本人权、效率是其价值的基本追求,也是有关监狱行刑程序规范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循这些原则,与之相关的监狱行刑程序的制度才能建立和实施。     

对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未成 年犯矫正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应借鉴外国对未成年罪犯进 行矫正的一些有益经验,促进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的不断完善。     

心理学视角下未成年犯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犯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具有较强的刑事司法依据,同样,作为犯罪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也是心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心理特殊性。文章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实施该制度的依据,在概括了我国当前实施该制度总体状况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可操作性建议。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回顾梳理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归纳总结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主要成果,综合分析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规律特点。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推进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路径建议,即努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落实在人民政协制度建设之中,全面加强政协协商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推进深化党派合作制度建设,重点加强民主监督和联系界别群众制度建设等。     

行刑理念的创新

行刑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护堤,在三大刑事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刑理念对如何设定行刑体制和框架,如何行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行刑理念支配下的行刑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我国行刑理念需要进行更新,建立新的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刑体制。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借鉴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其《少年法》的基础之上。日本的《少年法》集实体法、程序法、行政福利法、刑事法为一体,秉承着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其作为权利主体之人格,系统、全面地规定了保护、教育他们的原则和办法。在健全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引领下,日本社会一直处于少年违法犯罪率较低的水平,其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少年非行方面堪称世界楷模,值得中国借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作了一些努力和尝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和世界水平相比,仍有巨大差距,理应奋起直追。世界各国少年法一般称调整对象为＂少年＂,但也有称为＂未成年人＂、＂青少年＂或＂儿童＂的,含义均为同一。本文中的少年和未成年人是指相同的概念。     

从日本刑法立场论构成身份与共同正犯

身份是指和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人身关系的特殊地位或状态。在身份作为行为违法性要素的场合,该身份就是违法身份,身份犯就是真正身份犯,或称构成的身份犯;作为责任要素的场合,该身份就是责任要素,身份犯就是不真正身份犯,或称加减的身份犯。当无身份者实施身份犯时,就是构成身份与共犯的问题。     

论公安民警的执法权益保护

近年来,公安民警遭受暴力袭击、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等不法侵害案件不断发生,反映了当前我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正受到严重侵害。公安执法受到挑战这种情况,削弱了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侵害公安民警执法权益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也与当前执法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采取成立人民警察正当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措施以保护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法律确认权利,并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才能保证公安民警的执法权益。     

牵连犯认定之困境及出路

牵连犯虽然在刑法理论界得到普遍承认,但这不能成为其继续存在的合理理由。牵连关系之难以认定、牵连犯与吸收犯的重合、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无法抉择等缺陷,足以说明牵连犯理论的不成熟、不完善、不科学,也足以说明废除牵连犯的合理性。这符合国际刑事立法发展的趋势,也是刑事司法科学的需要。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及实践

刑事和解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也丰富了犯罪概念的内涵。我国在刑事和解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时要注意正确看待其在犯罪处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我国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内涵、使命及前景——兼评我国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建立的障碍性因素

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由少年司法理念和与之相匹配的工作原则、组织机构以及工作机制等子系统构成。目前,以政法各部门协同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我国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制度亟待完善。制度化的完善是建立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客观需要;跨部门合作是少年司法配套工作的核心使命;解决障碍性因素是实现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关键所在。     

《东京规则》之下我国未成年服刑人员之权利保障

未成年服刑人员是服刑人员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基于＂国家之父＂的理念以及＂儿童观＂的转变,对于未成年服刑人员,必须建立不同于一般服刑人员的特别权利体系。《东京规则》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但现实的因素也是我们在建立未成年服刑人员权利保障体系时必须认真思考的因素。     

浅析监外执行监督工作的难点及对策

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业务。应当建立健全监外执行罪犯管理机制,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法目的的最终实现。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与现代性分析

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价值取向与现代性维度分析，是构建一个理性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的前提条件和现实要求，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石。只有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明确现代性的本质要求，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展与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各国警察执法保障对策比较研究

暴力抗法、暴力袭警行为不仅对人民警察的人格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造成直接的危害,更严重的是对公安机关、国家执法权威的藐视和亵渎。如何减少或避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伤亡,已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警界上下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借鉴国外警察执法保障相关立法经验和分析我国警察执法保障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完善我国的警察执法权益保障对策：一方面,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警察执法法津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民警察维权机构,提高警察的自我防护意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