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问题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

小产权房是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农民集体实现土地价值的本能、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政府监管职能发挥不力等因素是小产权房大量出现的原因所在。应用发展的眼光全面衡量小产权房的得失,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实行"二次房改"等措施使现有小产权房逐步实现合法化,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浅析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禁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安徽芜湖的试点打开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大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使法律的平等价值得到贯彻,缓解城市＂地荒＂,促进农村土地节约化、集中化,带动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需删除法律对其的禁止规定,完善农民社会保障,理清土地权利主体,平衡利益分配,保障政府财政收入,严把政府审批关。     

浅议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体制原因

近年来，随城市化的提速和大量农地被占，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损害。本文分析了驱使各地政府大量征地、提速城市化的成因、后果以及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体制原因、克服我国目前土地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思考。认为：我国权力本位的体制所形成的权力与权利间的不对等和严重失衡是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根源。     

海南土地征收中土地权益保护的调查与研究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基本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生存保障，保护土地权利就是保护农民最根本的利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被征地农民数量急剧增长。海南存在同样的问题，2000年以来海南省耕地平均每年减少4527公顷。土地征收会导致农民土地及土地上的各种权利的消灭，成为目前影响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因素。     

经营城市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制度分析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产物,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城市政府进行的“经营城市”的制度设计,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但部分城市政府在经营城市中存在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的观点,造成土地价值的流失和土地利用得低效。因此要进行制度的创新与修正,更加合理地利用稀缺土地资源。     

征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与对策

制约征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困难：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集体土地与房屋的征收涉及的公共利益的认定与适用更加困难;农村征地制度改革背后事实上面临一个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问题,无疑从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难度;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状况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如何合理确定农民土地的价值和价格并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也是阻碍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克服征地制度改革主要困难的对策：弱化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对集体土地的征收采用市场价格的补偿;让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期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实施配套的税制改革,为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实施与征地制度改革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     

山东省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态势与对策

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国家保护耕地、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山东省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影响因素较多 ,最主要的是人口增长对耕地保护的影响。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对策主要是 :控制人口增长 ,加强政府对耕地的保护的调控管理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论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是一个必然趋势。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在调整国家、集体、用地单位、农民四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缺陷。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同时,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针对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途径。     

公共政策促进我国社会结构良性演进的途径——以失地农民为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推进。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征收部分农民用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失地引发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是由于政策不配套、体制不顺畅以及农民自身的局限性等多方面因素。我们应当重构政府、企业和失地农民的关系，构建保障型和发展型的公共政策，保护合理的多元化利益要求，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的利益构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筑多元保障体系，健全法制保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民国时期西藏教育浅析

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对西藏管理的政治措施。同时,为了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制定了一些文化教育政策,对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对整个西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