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式的法治

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之“近思札记·八”对“诸葛式的法治”作了阐发。先生引贺麟《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法治的类型》一文，认为《出师表》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几句话“既提出严纪律，信赏罚，兼有申韩之长，又提出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乃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接着又说挥泪斩马谡“更说明诸葛对行军的法令，朋友的情谊，双方顾全”。     

试评沈家本“学断”二则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其文集《寄簃文存》中收有“学断”四则,即:《后魏刘辉之狱》、《宋安崇绪之狱》、《宋檀偕之狱》、《宋阿云之狱》。“学断”的意思,是选取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而学习断决,即古案今评之意。但沈氏虽选录了四则案例,实际上只对后两则进行了评析,前两则只引录原文而未作评析。     

民国奇人“东帝”与“西帝”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句话是“载游小丑，未辨菽麦”。点名道姓地将皇帝称作是小丑，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艰难的抉择

<正> 在近代史上,当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后,曾有不少人声称西方的器物技艺和典章制度乃中国“古已有之”。王韬在(弢园文录·原学》中就曾指出:“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屠仁守认为、西洋的天算地舆格致之学,都是中国所固有,《六艺》中的“数”即西洋的数学,宋儒所讲的格致,即西洋的科学。黄遵宪的考证更详细:“以余讨论西法,其立教原于墨子…,而其用法类乎申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怎样用儒家经义解释汉…     

唐中宗用权之鉴戒

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高宗去世以后，继皇帝位。在位只有两个月，后因急于任命老丈人韦玄贞（韦后父）为侍中，和宰相裴炎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说了句：“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乎!”被武则天拉下马，废为卢陵王，一去就是二十二年。武则天晚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五人发动复唐革命，逼武则天退位，李显二进宫又当上了皇帝。李显二次当皇帝，本应接受教训，慎用权力，但他却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事情还得从他被废为卢陵王时谈起。李显被废之后，被发配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备尝艰危，“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     

“急之国”透视

《中国之声》在最近一份关于“世界上最急，最没有耐心的地球人”的调查中，中国人居然拔得头筹。一时间．关于“急之国”的讨论炒得沸沸扬扬。     

我是劳动者(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旅程

从法律意义上看,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劳动者又被划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体力劳动者中,工人在我国最具有代表性. 劳动者的前世今生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在建设国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也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宪法》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是领导阶级;在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也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多种经济体的出现,工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70年之前,“中国工人”是在城市居住、在工厂工作的人群,他们和农民之间有一条清晰且几乎不可逾越的界限.改革开放之后,工厂的称谓渐渐地变为公司,而它的“国营”或“集体”的性质也渐渐地变成了国有、外资、私有等多种形态.     

欧盟平衡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立法实践——以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之立法尝试为视角

欧盟在酝酿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统一规则即《罗马条例Ⅱ》的过程中,开启了人格权侵权统一冲突法立法尝试.2003年《欧委会建议案》与2005年《欧洲议会决议案》中的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条款,即是这一尝试的初步成果.二者形式上表现为“损害发生地法”与“加害行为地法”之争,实质上却反映出在人格权保护与言论自由保障的政策平衡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尚存较大分歧.欧盟虽仍坚持在《罗马条例Ⅱ》框架下统一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但新近立法协调成果最终能否获得普遍接受尚待观察.欧盟经验表明,对于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构建,宜摒弃传统属地性规则,采用蕴含政策导向方法的最密切联系地法原则;对于人格权侵权中特殊救济措施问题准据法的确定,宜采用“分割论”而非“统一论”.     

《周易》之法律观探微

悠悠中华,典籍浩瀚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历时三千年仍被誉为“奇皅”“天书”。笔者有缘得中国易学研究会会长唐明邦先生启蒙而入《易》之门,今就《周易》之法律观而阐一孔之见。《易·系辞传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缘何而定吉凶?旨在“生大业”矣。是故《易》之作者之所以“妙手空空”,千方百计用双关,隐喻、暗示等手法将诸如政治、经济、征战、行刑等重大的社会问题,辗转揶揄成人们司空见惯的无一不卜物、事、人,这实可堪称一奇一绝。因为     

新出土金文所见西周罚金刑研究

学术界对西周罚金刑制度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西周有无罚金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争议。通过对新出土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西周罚金刑制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西周罚金刑是五刑之外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依附五刑适用的附加刑,多与鞭刑一起适用,罚金的数额与鞭刑的数量往往相同;西周有五个等次的罚金刑,即所谓的"五罚";西周罚金刑适用于不构成"五刑"的轻罪;通过罚金刑所获得的财物既可能由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也可能由政府获得。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夏商没有发现罚金刑制度,西周的罚金刑实为中国古代罚金刑制度的源头,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的罚金刑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古代申诉制度之演进及现代影响

申诉制度是中华法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制度。中国传统的申诉制度源于西周,终结于清代的京控,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具有三种基本表现形式。这些制度对中国现代的申诉、上访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传世的和新出土的陕西金文及先秦文献看西周的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发展的完善时期,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奴隶制民事诉讼法律。陕西出土的传世的及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再佐以先秦文献总结出西周民事诉讼制度的概貌。西周的调解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宗法制的影响,使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司法制度有独特的影响。     

“异姓不王”的传统国宪规范及其悖论与破解

传统政治哲学中“赐姓命氏”的实质就是授予治理权,“异姓”被视为“异德”,不得分享治理权.以西周初年宗法分封为标志,传统政治实践逐步确立了“异姓不王”的国宪规范,其精神实质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理念,终极目的在于维护最高治理权独家垄断的治理秩序.不同朝代的治理者以不同方式对“异姓不王”加以重申和宣示,但基于特定政治局势也或多或少地有所突破,封异姓为王,从而形成了“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古代政治家和法律人运用政治法律智慧,通过一系列行为、制度和手段对这一悖论进行了破解,使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在治理集团内部权力分肥这一重大问题上得以“安身立命”.“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及其破解表明,传统国宪的实际运行会出现表达与实践相背离的悖论现象,但是这种悖论本身也构成了传统国宪的一部分。     

旧题新证:先秦“狱”“讼”的法律语用演变——以出土法律文献为视角

《周礼》郑玄注云"狱"、"讼"分别指称"争罪"和"争财",但从出土法律文献视角通贯考察"狱"、"讼"二词在法律用语层面的语用,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狱"、"讼"二词并没有用于区分"争罪"和"争财",在法律用语层面上官府审案多称"狱",民间诉争则曰"讼",都是指称"案件"。郑玄注实是汉人以"汉今"律"周古"而得出的结论,以郑玄注为据而断定西周时的诉讼程序即刑民有分,于史实无证。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周昂《增订金批〈西厢〉》戏曲美学思想评析

<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批评家周昂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基础的再批评之作.批评者站在传奇创作的余势期,藉由文人传奇形成的审美期待审视杂剧经典,在批评标准和批评对象错位的前提下,达到了对"设身处地"的戏曲真实论等理论命题的深化,其戏曲结构观则体现出鲜明的技术主义倾向,文辞风格论以蕴藉雅洁为取向.周<西厢>所反映的美学思想,与其自身创作实践及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自有其重要意义.     

老龄犯罪宽宥论——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立法、近代立法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法律文件都有矜恤老幼、减免其刑的相关规定。近现代国外刑事立法中,也普遍确立有老龄犯罪从宽处罚的制度。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竟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目前,我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因此,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看,无论基于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还是从解决老龄问题、实现刑罚的目的考量,都有必要增设老龄犯罪从宽处罚与不适用死刑的原则及规定。     

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