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的共性

俄罗斯一九九七年莫斯科《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俄联邦《刑事诉讼法教程》。该书受到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审判理论部主任B·M·萨文斯基和联邦内务部刑事侦查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功勋科学家B·N·鲍仁耶夫的高度评价0在书中介绍的国际刑事诉讼法部分,根据美、英、法、德最新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和内容及其出版的法律书刊的评论,概括地论述了这些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和诉讼模式,以便对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的类型有全面的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刑事诉讼具有某种共性,但这并不排除各类诉讼在具体模式上的多样性。这种多…     

汉语儿童语言发展阶段新说

汉语儿童语言发展是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不断学习和获得语言结构能力的过程。在对０—８岁汉语儿童的追踪和横向测查中发现，汉语儿童语言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１）前结构阶段（０－２岁）；（２）简单结构阶段（２－４岁）；（３）合成结构阶段（４－６岁）；（４）嵌置结构阶段（６－８岁）。每个阶段内部，汉语儿童语言结构能力又存在着三级规则水平，规则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儿童逐步获得本阶段语言结构能力，并向下一阶段发展过渡。     

比较刑事诉讼法的研究进路：从划分模式到探求共性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的主流进路是划分刑事诉讼程序模式。达马斯卡的审问/对抗模式和阶层/同位模式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唯模式论者往往关注刑事诉讼程序的差异而忽视它们的相似之处。本文参考英格拉姆对于不同法域刑事诉讼程序共性的探讨,提出比较刑事诉讼法还应采用探求共性的进路,寻求相互理解的比较。内容提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的主流进路是划分刑事诉讼程序模式。达马斯卡的审问/对抗模式和阶层/同位模式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唯模式论者往往关注刑事诉讼程序的差异而忽视它们的相似之处。本文参考英格拉姆对于不同法域刑事诉讼程序共性的探讨,提出比较刑事诉讼法还应采用探求共性的进路,寻求相互理解的比较。     

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汉语词汇历时演变计量研究

汉语词汇演变是汉语史的重要研究课题,然而由于带标注历时语料库的缺乏,词汇史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宏观的、整体的定量研究还很难实现。本文运用数据库技术和计量方法,在人工标注历史性语文辞典《汉语大词典》的30多万个词条的80多万条书证的时代信息后,对词典中的词汇、义项数量和词长在历代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学描绘,分析词汇的宏观演变,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获得了当代词汇的词汇留存度和时代的对数曲线方程,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和公式。     

从立法工作看法律语言规范化

语言作为法律载体，它的规范化使用是立法、司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强调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是基于3点认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     

论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

在国家推广普通话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当下,方言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前,方言保护存在着语言多样性理念缺失、宪法依据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行政监管色彩过浓、保护力量薄弱、保护方式单一、物质条件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亟需构建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具体路径为:放松行政管制;引入行政指导、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借力《非物质遗产法》、《博物馆条例》等文化法律法规;构建公众参与和公私合作机制。     

论西方卢梭研究的历史演进

卢梭的诸多学说一直有着巨大影响,在西方各种精神和运动中留下印记。研究卢梭的学者们成就斐然,但各种解释互相抵牾,意见分歧已不限于卢梭的政治理论,还包括其经济学说、宗教学说、教育学说和道德学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小批学者开始进行卢梭著作统一性的研究。朗松、赖特和卡西勒三位学者为寻求卢梭那一大原则作出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书写卢梭的大潮一直势头不减,并出现一种内在转向,即探察卢梭遗留下来的大宗零散的自传性资料,包括书信、出版著作和卢梭所有的自白,利用这些证据耐心复原卢梭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冷落了卢梭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融入他的整个存在。     

亚文化视角下的西方警察文化研究——西方近三十年警察亚文化研究概览

西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西方警察亚文化研究主要有归罪文化,惩戒制度和游戏规则;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男权主义;共谋文化及团结,忠诚;自己人的观念;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警察餐厅文化和班后的饮酒文化等七个方面。应结合近年来欧美警察亚文化研究的热点和代表成果,对警察亚文化研究的特点、趋势价值进行重新界定。     

《繁花》现象与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建设

《繁花》的深入研究不能离开语言的讨论。小说以言物一致为基本原则,打破了当代上海叙事中的拜物教迷恋,为当下小说突破地方性的拘泥提供了转换思路;小说非个人化的语言策略解放了文学伦理中的限制性部分,这是平衡现今小说私人性与公共性的重要参照。作家对口语的读改实现了一种崭新的言语方式,对话带来了异质的叙述动力,从而有效地纠偏了传统的语言进化论。小说建立在存在与体验之上的语言意识,为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念的革新带来了深刻启示。     

从刑诉法、民诉法的修改看立法语言的规范

合适的立法语言能够构建一部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表达适当的法律,且更有利于法律的适用。刑诉法、民诉法的修改吸收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适用了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实际,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改革的成果。但是,修改之后的刑诉法、民诉法在立法语言上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立法架构的统一、立法语言语义的逻辑性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若干完善的建议。     

语言权利产生的背景及其法定化

语言具有原生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其维系着公共生活的有序运作,同时又对于个体具有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近代以来,政治权力介入语言领域,语言权利是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政治构建与反构建过程的副产品。国家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和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安排是语言权利研究的重点。由此,在不同的时期也引发了关于个体语言权利与集体语言权利、自由主义与认同政治、语言公正与语言生态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个体语言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个体语言策略"的采用.个体语言以个体经验为表征基础,并且反抗着公共经验与公共语言,具有历史创造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基本特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性重建,应以"辨证的个体语言"为基础.     

中西民法精神比较论纲——兼论民法史学方法论构建

采用历史解释学方法,致力于从六大关系比较中探讨中西民法精神之显性差异,认为在中国民法现代化转型期间固应吸纳西方先进民法理念与制度构架,但更应关注本土民法文化资源.     

语言欧化与中国新诗的自我建构

欧化是现代汉语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运用现代汉语进行书写的中国新诗面临着欧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和难题。与欧化相对的是本土化,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其关键是欧化或本土化在新诗自我建构中的位置。其实,与其纠缠于欧化在新诗中的有无、可否,不如考察语言欧化的历史性存在如何重塑了中国诗歌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哪些质素。这些方面在新诗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和文本中有清晰的体现。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强为比附"的结习。     

中古汉语助动词句法结构论

中古汉语的助动词分可能、意愿、应当三大类,各类助动词在中古典籍中的出现频率不同。助动词的句法结构主要有NP＋助动词＋VP、NP＋Neg＋助动词＋VP、NP＋助动词等几种,每一格式的内部有一些变化。中古以降,“应当、必当、宜须、要当”等13个助动词同义组合这种句法现象得到了发展。     

文学语言与20年代话剧特征的形成

20年代话剧的文体特征及发展走向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文学语言变革的角度加以认识。具体而言,白话语言对戏曲之唱构成了强有力的消解,促成了现代话剧从唱到说基本特征的形成。模拟真实的口语为话剧带来了生活气息,却因疏于锤炼而导致了情节的冗余和话剧的故事化倾向;演说作为白话的言说方式之一顺应了文学语言变革,却带来了说理化特征,并时有打破话剧客观化情境的情形。文学革命后,文学语言的逐渐调整为话剧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促成了机智型喜剧的成熟;诗化语言增加了话剧的文学性,同时因诗多剧少为话剧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可以更好地揭示20年代话剧特征的形成,重新认识这一体裁发展中的现象、问题和趋向,更好地把握文学史规律。     

中西词类二分学说史的比较

实词虚词二分法是汉语传统语言学的重要词类理论。从唐代孔颖达始 ,经元、明、清代小学家的继承与发展 ,实字和虚字学说成为比较完整的词类理论。西方及至十七世纪才有人从语义角度提出完整词和小品词的二分学说。十九世纪以后西方语言理论中的 full word和 empty word二分法 ,实际上是受了汉语传统语言学实字虚字学说的启发 ,两个术语也是根据实字、虚字名称翻译而成。词类二分法已经成为普通语言学的重要语法学说 ,是我国传统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     

罗尔斯"重叠共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主社会中总有宗教、哲学和道德等诸种学说,且这些学说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对峙、相互冲突、相互斗争。因而,为了寻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就必须寻找这些学说的共识,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发展。当前,对于马克思中国化而言,形成某种重叠共识就迫切需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重叠共识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中国重叠共识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重叠共识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华民族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且仍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