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家庭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家庭是人们道德意识、意志品质和行为习惯形成的摇篮。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南北朝时期,著名教育家颜之推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撰写了我国第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著《颜氏家训》,被誉为＂中国家训之祖＂。本文以当前家庭教育中的弊病为切入点,通过阐释《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其现代价值,以探索构建现代家庭教育理念的新模式。     

多管齐下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中小学“双减”也为开展家庭教育提供了空间。然而由于父母对家庭教育理解不准确、家庭教育知识不足等原因,在家庭教育中仍普遍存在父母不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的相继制定,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经历了模糊表述、明确规定、系统规划、专门化、社会化等五个阶段。本文不仅对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的内容规定进行了详细解读,而且对家庭教育法制化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系统分析,据此揭示了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阻力因素,由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在制定家庭教育法时需注意:转变固有观念,家庭教育由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结合我国民间习惯法,制定特色的家庭教育法;关注家庭中的现实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法;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制定公平正义的家庭教育法。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以内蒙古100起青少年刑事案件为例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9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实施的100起刑事犯罪案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这100起刑事案件来看，家庭教育、家庭结构、家长行为对青少年犯罪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要从完善家庭结构、改变家庭教育、提高家长个人修养出发，来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家庭的诸多因素对于未成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全文首先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未成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随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家庭对未成年犯罪的影响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家庭矛盾因素,家庭教育因素。     

朱熹:落落三百余文 千古“治家之经”

朱熹(1130年-1200年),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理学集大成者。他不仅是一代大儒、理学宗师,治家同样严谨有方。《朱子家训》是他晚年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篇著名家训。全文短短三百余宇,讲述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精辟阐明了修身立德治家之道,是治家理论的总纲,后世多有所发挥与阐述。八百多年过去了,朱熹后裔繁衍生息,历经三十多代,已达数百万之众,《朱子家训》成了他们共同的人生指引。     

傅雷先生的家庭教育观

傅雷先生的教育言论（《傅雷家书》）和教育实践所体现的家庭教育观集中于他对家庭教育的目的、作用、任务、原则以及方式的主张。他认为：家庭教育旨在“鼓励孩子培养自己”成为“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人才，“以便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家庭是子女成长的重要后天环境；家庭教育的任务主要是让子女“学做人”，还要培养子女的优良心理素质，维护心理健康；家庭教育应贯彻“及早教育”、“严格要求”、“联系社会生活”、“启发诱导”和“以身作则”的原则；熏陶是家庭教育的最佳方式。     

浅谈家庭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的作用

家庭教育是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和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上,家庭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防线。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家庭也面对相应的压力和考验,问题家庭日益增加,极易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诱因。本文拟从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等方面,探讨家庭教育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迁——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形态缘起的社会学分析

作为教育形式之一的家庭教育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首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和趋向进行分析,并着重从个体早期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角色的培养等方面对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功能的变化和特点进行探讨,对指导当前的家庭教育实践是非常必要的。     

浅论我国家庭教育权的缺失与保护

家庭教育权是教育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包括父母选择学校的权利和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目前我国对家庭教育权的保护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教育实践中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要让国家、社会、家庭三者在教育权利中保持制衡,就必须多方面加强对家庭教育权的认识和保护。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家产制作为一种习惯法,与中国的家庭法律及其社会适应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对家产制和家庭法律的研究应该采取"实践的法律社会学"态度,通过经验研究来充分展示转型社会对家庭本身的内在需求,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对这种社会需求给于正确的回应。考察分家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家产制是处理中国家庭财产分配的根本制度选择。在产权结构上,家产制具有客体上的公有性、主体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身份性等三大特征,从而区别于西方所有权制度。这种特殊的家产制度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产制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助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家产制有利于补充国家养老能力的不足从而确保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再生产,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家庭法律却日益朝着"去家产制"和"私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社会适应性,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家庭立法应该回归新的家产制,并以其为中心确立起"发展型家庭法律"体系。     

论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的理论整合

美德教育、规范教育在当下的中国教育界渐渐地形成一种紧张、激荡、碰撞和整合的复杂而失范态势,对道德教育理论如何做出整合事关国家教育事业和精神文明以及社会发展.一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只有与其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共同谋划才能获得知识的合法性和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对于尚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错综复杂的经济、文化结构中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传统美德教育、现代规范教育深刻反思和整合才能产生道德教育理论的创新.     

婚姻家庭和谐的法哲学思考——以其他学科与法学的交融为视角

追求和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老真理和基本理念,其核心价值是"和为贵"、"和谐共生"与"和而不同"的"贵和"思想.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是建设和谐婚姻家庭,目前我们正处于新的、快速的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钡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究其主要原因有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伦理关系的解构与重建、个体的人格因素、传统家族伦理道德的沦丧与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破坏、经济理性对家庭核心价值的入侵、过度强调以权利理论全面建构家庭制度及婚姻家庭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等.对此我们应力倡并践行"贵和"理念,崇尚并培育宽容与多元主义的人文精神,树立与弘扬尊重人性尊严及包容他人的理念,重构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价值体系,重申与坚守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建构与完善婚姻家庭的法律环境,真正实现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健康.     

论司马迁的文化使命与《史记》的着力点

记言、记事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为改变旧的史学秩序,司马谈提出了新的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写《史记》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司马迁爱奇的文化品质与其家学相关。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楚人的浪漫气质既铸造了汉人的灵魂,同时也铸造了司马迁的浪漫情怀。社会经济的繁荣不但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而且还助长了向外求索的豪气,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三次壮游为司马迁关注奇人奇事提供了依据,奇人奇事成为司马迁探讨兴衰之理的重要内容。秦汉人物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史记》重点叙述这些人物的事迹,是为了更好地承担和阐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思想。     

论服务责任--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

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服务责任与产品责任并列规定,但由于产品责任有<产品责任法>相配合,因此解释适用上没有什么疑义,而服务责任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抗辩事由等问题上并没有太明确的规范,尤其是在归责原则方面值得从立法政策上重新检讨,针对上述问题应重新审视我们现行的法律并做出相应的修正.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思想基础及特点分析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在世界法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相适应．古代中国法律体现了这点．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对于事实的认定、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古代哲学、伦理观念、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这与中国古代对人的重视、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观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家法宗族的统治密切相关。     

契约伦理中西境遇与权利差异

契约伦理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伦理类型,但它在中国与西方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牢固的血缘家庭关系、整体主义和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失去了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淡薄的血缘家庭关系、个体主义和注重利益,使契约伦理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国权利观念和制度的落后,西方权利观念和制度的发达。     

中国代孕制度之立法重构——以无偿的完全代孕为对象

我国现行规章对代孕持一概禁止的态度。由于特定形式的代孕具有权利基础,符合公序良俗,能缓和家庭矛盾,符合市民社会中“人”的影像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之域外立法例对特定形式代孕的承认,这一切,使得特定形式的代孕在我国的合法化深具可行性。我国未来代孕立法的基本原则,应坚持人工生殖技术的共有立法原则与代孕技术的特有立法原则相结合的模式,未来立法应对代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