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回民支队与侵华日军血战千顷洼之役

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南进计划”,以攫取英、美、法等国在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企图把中国变成其“南进”的后方基地,投入日军20多万,伪军15万,飞机150架,     

记取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从一八四○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这一百多年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几乎所有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最后一次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我们古老的祖国,蒙受过巨     

中国地理与抗日军事战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本文从中国地理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问题，评述了国民党政府在依据中国地理特点制订与实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成功与失败，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论持久战》中蕴含的国际方面的思想

《论持久战》是在国内消极抗战以及国际社会上日本的攻势日益激烈,使得中国的抗战面临严重困难的背景下发表的.毛泽东同志根据具体国情和国际形势驳斥了消极的言论、正确预测抗战的阶段、阐述了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和平而战也是为世界的和平而战,极大地提高抗战的积极性,指导抗战最终走向胜利.《论持久战》不仅对当时抗战胜利起到重大作用,甚至在今天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也有重大启示.     

再论中国抗日战争是十四年

20世纪 30至 40年代发生的中国抗日战争 ,应是 14年而非 8年。日本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是从 1931年 9月 18日发动沈阳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就开始的。与此相应 ,中国军民也从那时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军事斗争与救亡运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年“七七”事变这 6年局部抗战 ,与此后 8年的全面抗战 ,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史     

法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为中心

当下,理论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遗漏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以知识产权领域最为典型。从宏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建立起一套产生并主要存在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微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则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具体内容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     

1938:中日归德空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自此,中华民族开始了抗击日寇、维护国家独立的八年抗战历程。在千千万万的陆军将士奋勇抗击日寇的同时,蓝天上,英勇的中国空军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以6:0的     

鲜为人知的“伪钞战”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是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和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反击。     

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西部发展的作用

抗战期间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大大加强了西部近代工业的力量,从经济上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经济布局向合理化迈进了一步,为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民为邦本——浅析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国民近代化思想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远走日本,在看了日本翻译的大量西方译著后,其思想开始转变,也在深深的思考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他通过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阐释了关于中国国民近代化的思想,也在思想文化层次上思考了中国落后的根源,本文结合梁启超的《新民说》对国民近代化思想做简要的分析。     

对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何时形成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 ,从 1938年 10月到 1939年秋 ,抗日战争的战局基本上都处于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 ;9月以后 ,在国际新形势的影响下 ,不论是正面战场 ,还是敌后战场 ,全面相持的形势业已出现。因此 ,至 1939年底、1940年初 ,中国的抗战战局才完全地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它的残酷程度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要否认这段历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二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是对日本战犯罪行的彻底清算。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与二战中的反侵略战争一样,是对邪恶势力的清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战争更具有长久意义的清算,因为它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通过公开的审判,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代,永志不忘。     

日军遗华化学武器诉讼案及其前景析——兼论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

近年来,日军遗华化学武器致人伤亡事件不断发生,从1996年起中国受害者就开始在日本法院提起民间索赔诉讼,但迄今无一最终胜诉.民间赔偿不同于战争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民间索赔诉讼属日本未尽的战后责任问题,这不仅涉及受害者利益,而且关乎中日关系.2006年4月3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应从各方面给受害者的索赔诉讼提供支持,包括尝试国际求偿.但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有赖于日本正确看待其侵略历史,彻底履行战争责任.     

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看日军的战略时机选择——以日方思虑为中心的考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感于以抗日为主要诉求的中国国家整合取得了成效,有可能导致其侵略利益丧失,因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看来,南京是当时中国抗日的中心,不占领南京,"推翻"国民政府,就不能"膺惩"中国,于是扩大战争到南京.最终,日军把暴行作为战略手段,企图以此来压服中国,南京大屠杀由此发生.     

China,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and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Counter Japanese Acts of Aggression: China’s Standpoint on UNWCC Jurisdi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UNWCC). It describ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emphasizing the particular influence of Chinese Representative Wellington Koo. The article examines Koo’s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address Japanese atrocities committed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in using the UNWCC as a means of ensuring that Japanese aggression did not go unpunished. Despite the inability to hold many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ccountable, the author emphasizes China’s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UNWCC, and maintains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remain a strong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亚太大国“伙伴关系”的互动性和不对称性

冷战后亚太中美俄日四大国为了在未来世界多极格局中取得有利位置,纷纷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四大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固然有其国家利益基础,但也有大国关系互动的影响。由于各种伙伴关系建立的利益基础和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的差异,四大国之间建立的六对伙伴关系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既体现出目前伙伴关系发展的不成熟,也表明亚太大国之间存在严重分岐与障碍,并有可能影响亚太局势的稳定发展。     

有事法制与《日本国宪法》的危机——兼论有事七法案的通过对日本和平宪法的影响

2004年6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七法案。有事七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有事法律体系的全面建立。然而,《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文规定日本放弃一切战争权利并不得保持任何战争力量。由此,有事法制便与《日本国宪法》产生了矛盾性。本文在系统介绍有事法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有事七法案及有事法律体系的建立对于《日本国宪法》的影响。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在苏北的“导淮”

黄河夺淮改变了苏北水系及地理面貌,淮河、沂沭河衍变为灾河,苏北由此成为“十年九灾”之地,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地苏北淮河及支流实施较为科学的治导,使淮河得到了初步治理,一度减轻了淮河灾害,但日本侵化战争的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政策上的偏差及诸社会因素决定了淮河千年灾害在当时不可能被根治。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

引进德日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进行重构已经成为一种倾向。但是,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并非被抨击的那样一无是处,而为重构论者所推崇的德日犯罪判断体系同样存在着前后冲突、现状和初衷背离、唯体系论等弊端。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所存在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不明、根据犯罪构成所得出的犯罪概念单一等问题,可以通过贯彻客观优先的阶层递进观念以及树立不同意义的犯罪概念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没有必要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