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清代叙事诗及其理论初探

本文从清代写作叙事诗的诗人之众多,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等方面的论述入手,认为清代叙事诗的内容与形式都比前代有所突破,并进入了真正的繁荣。其原因在于:时代的刺激,创新精神的激励,对叙事诗特征的自觉把握以及戏曲,小说等其他文艺形式的影响。与创作相适应,清代诗论家对传统的“诗史”说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提出了“情事”说。文中对情事说的内涵——“事必切近,情必真深”、“情与事偕,冷中含热”、“传神写照”,个性各异——作了具体的阐述。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

前苏联的“解冻学”和中国的“百花学”都属于“社会批判学”。“解冻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学“仿效“解冻学”的创作路数，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解冻学”得以发展，而“百花学”却被迫中断。     

由唐人题画诗观唐画写真之论

题画诗发端于六朝而兴于唐代，其结合学与绘画，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唐人题画诗涉及唐代绘画的体裁、内容、作、技法和评论等诸方面，题画诗中“宛相似”“得神骨”等相关品评反映了唐人诗画崇尚写实的风气，这种写真论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技法基础的，它是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且对后世的绘画和画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商贾精神和南宋陆游诗歌创作的新变

深受南宋时代商贾精神影响的陆游的诗文创作，增添了一些新变的因素：由唐代李白、白居易等人的“悔作商人妇”，到陆游诗中的“宁嫁与商人”，张扬商人妇甘居市民（包括商贾）阶层、反叛封建权势的精神；从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贾雄则农伤”，到陆游以羡慕之情看待商贾的逐利与享乐；从北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注重内政的弊端到陆游注重外敌的入侵，将重商忧商之意与抗金爱国之情交织在一起，诗风悲壮苍凉，骨气奇高，显示出新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与洪迈的《夷坚志》等小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论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价值观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乡土学的本质是现实主义学，偏重于学的社会功能，隐含着或直接表现出对社会和化的批判，体现出乡土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价值为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一个熟悉台湾现实生活的本土青年作家群的掘起有关，而“五四”新学的影响在其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容低估。70年代台湾乡土学找回了失落多年的现实主义人精神，促成了该地区学的多元化。     

论20世纪末叶的审丑文学思潮

本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学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发现了其共同性本质，即从统摄艺的感性学角度看来，这共同性就是审丑，其具体表现为：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张扬发展，最后就导致了自身的悖反－学审丑思潮的出现；学由初期的局部审丑到中期的全面审丑，新时期学尤其是是锋锋学的审导意识和特点与近现代学中对丑的展览和欣赏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中国学在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美学变异。     

律令格式与律令制度、律令国家──二十世纪中日学者唐代法制史总体研究一瞥

本文系学术史回顾性质的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２０世纪唐代法制总体研究状况，如唐代法制的重要论著与资料整理，律令格式的关系，唐代法制的影响等，尤其是较系统详尽地闸释了日本学者经常使用的“律令制度”、“律令国家”等专业术语的内涵。     

律学博士创置年代考

<正> 律学于唐代正式列入国子监,此已有定论。而律学博士创置于何时,似乎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通典》卷163称:“律学博士,晋置,属廷尉。卫觐(按“觐”字误,应作“觊”),奏请律学博士,转相传授。东晋以下因之”。新版《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律学”条:“晋始置律学博士”;“博士”条:“西晋始置律学博士”。又:新版《辞源》第二册“律学博士”条:“始于晋”。台湾《中文大辞典》“律博士”条亦记为“晋置”。然     

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

公司决议程序瑕疵轻微且对决议形成未有实质影响的，法院可以裁量豁免决议的撤销，适用要件包括“轻微程序瑕疵”和“不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此类司法裁判存在要件适用标准不一、要件关系判定不一、裁判理念偏颇等问题。立足于裁判的实证研究和法教义学的概念体系，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为“轻微程序瑕疵”，进而探寻“不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真意，并明确这两个要件的体系关联。唯此，裁判者方能对公司决议程序瑕疵做实质性价值判断，在个案中精确判定公司决议程序瑕疵之于决议形成的影响力度，进而形成清晰的论理逻辑链条，实现对裁量驳回裁判尺度的妥当把握。     

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

初唐时期在诗歌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前人对初唐诗哥革新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差。本认为：高宗、武后时期已基本肃清了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杨炯、卢藏用、王勃的有关章与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一样,都是讨伐齐、梁诗风的檄。初唐诗风的转变,主要是诗歌内部矛盾斗争的必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追求浓烈的情思和高昂的基调,倡导“风骨”、“兴寄”、“风雅”,正是矫正南朝诗风的正确途径。其实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初唐时期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律诗这一形式,律诗在比“沈宋”略早的“四友”,特别是在杜审言的手中已经成熟、定型了。     

丽藻穷雕饰：论唐初诗歌对藻饰之美的追求

在初唐前期诗坛,传统儒家"雅"、"颂"的诗歌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当时诗人在诗歌艺术领域里的探求,"丽藻穷雕饰"成为诗人们的共同创作观念和努力目标;与此同时,"清辞巧制"也为诗人普遍接受.这使得在艺术风貌上,此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追求辞藻的雕琢、体制的精巧和诗风的清雅等鲜明特征.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Behavior in Favor of Prosecu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economic, emotional and social-power related factors affect victims' behavior in favor of prosecution during police investigations. Data drawn from police records and police narrative reports indicated that mutual charge, dual arrest, the severity of assaults and the severity of injuries suffered by victim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victims' behavior in favor of prosecu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orm of uneq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ombined with an indiscriminate use of mutual charge and dual arres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defensive or offensive nature of violent acts can reduce trus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mong women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decrease the victims' interest in pursuing prosecution.     

从历史性书面叙事到表演性口头叙事

历史性叙事一直是中国书面叙事的主要形式,表演性口头叙事的传统则是在西域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由于历史性叙事采用的是有限制的第三人称视角,要求叙述的客观性,所以排斥心理描写,并几乎不通过人物语言来自我叙事或转述叙事.中土口头叙事中以变相结合讲唱的表演方式,乃是白话小说中通常采用块状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表演性口头叙事所具有的参与性、情景化特点,同样会对叙事内容和叙事结构产生影响.     

应该使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有机结合

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乡规民约对乡民一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目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既存在着相互融合的一面,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一面。两者相比较,相互冲突的一面明显大于相互融合的一面。为此,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减少对立、冲突,加强两者之间的统一、互补,使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实现有机结合。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研究

许多学者分别从关系、能力或信任等不同角度对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描述,但这些分析的视角往往比较单一,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与家族企业的实际运作模式并不完全相符。实际上,关系、能力与信任都会对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产生影响,且这些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综合地对企业的用人制度和管理方式产生影响。能否获得信任是家族企业人员能否获得某个岗位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关系和能力又是能否获得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魏晋时期多元化法学世界观论析

文章从玄学、佛学、法家学说和儒学四个层次入手,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学世界观的内涵、相互关系以及对法和法学发展的影响。指出多元化的法学世界观是该时期立法和律学研究的基础,也是隋唐时期中国法律走向昌盛的历史渊源。     

The Influence of Opening Statement/Closing Argument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on Juror Verdict and Damage Award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used to structure opening statements and closing arguments on presentation effectiveness in a simulated civil trial. Two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 narrative and a legal-expository format, were manipulated to produce a 2 (plaintiff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 3 (defense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experimental design.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mixed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narrative opening/legal-expository closing) is more effective for the plaintiff than a strict narrative strategy, and either a mixed or strict legal-expository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 strict narrative strategy for the defense.     

唐代法律体系正确理解的转捩点--辨《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说”并复有关观点

在分析唐代法律体系及唐律性质的史籍中,《唐六典》及《新唐书·刑法志》的有关观点曾起了不同的导向作用。《新唐书》由于错误地以“四刑书”概括唐代法律,违反了唐人“文法有四”的正确概括;《新唐书》的“四刑书说”促使后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唐代法律“皆刑法”的主张;“四刑书说”与其自身对唐四法的界定,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汉、北齐、唐、五代、宋、元各代政治家与史学界的概括之法相乖违;支持“四刑法说”之观点与方法皆失之偏颇。     

论《唐律疏议》的形成、结构和影响

《唐律疏议》初步形成于唐永徽年间,基本定型于唐开元时期,今传《唐律疏议》大体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唐律疏议》包括书名、目录和正文三部分。书名在宋朝是否已经出现,颇为可疑,但到元朝,它的存在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录应是形成于唐朝,但也仍有疑问需要厘清;正文包括律文和疏文两部分,也都是仍唐朝之旧,有学者认为篇目疏议系唐朝以后所添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唐律疏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五代宋金都将之视为现行法,在元朝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参考,明清两朝也是制定律典的重要依据。《唐律疏议》对日本法律也有巨大影响,日本古代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是以永徽律疏为蓝本编纂而成,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法律体制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