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责任的竞合与法律适用的选择——郑行国、李玲莲诉宁波市第二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的法理评析

一、引言由于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从而因医院的某些违约行为会导致对患者人身健康乃至生命产生侵害 ,这种侵害常被认为是“违约性的侵权行为”。①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民事责任的竞合 ,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这种医疗纠纷 ,如果完全按侵权行为处理 ,必然会使受害人面临举证困难 ,而按违约行为处理 ,举证责任由加害方承担 ,则对受害方更为有利。从法理上看 ,应该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可以选择违约行为之诉或侵权之诉 ,但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否则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沿海地区…     

包价旅游合同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由包价旅游合同纠纷案可看出,因旅游经营者违约致旅游者精神享受利益受损现象愈来愈多,但目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学术界大多都主张以侵权之诉提起,并不认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对旅游者来说有许多不利之处,相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则容易很多。况且,包价旅游合同的特殊性在于以精神享受为目的,当旅游者只是精神享受利益受损、不存在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则无法提起侵权之诉,只能通过违约之诉来解决。我国应在借鉴域外法和国际性立法的基础上,将包价旅游合同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关系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经常发生，而且经常产生竞合。由于两类责任在法律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当竞合现象出现后，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民事责任来行使请求权，当事人究竟是依合同法提起违约之诉，还是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将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有必要对两种民事责任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掌握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适用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责任竞合的“收”与“放”——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在文义上涵盖过宽,其适用应有所限制。我国司法实务在处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案件时又不适当地禁止违约之诉,只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责任,有违《合同法》第122条规范的意旨,应予改正。     

户外运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户外运动的组织者对于户外运动的参加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组织者未尽到其注意义务而导致参加者遭受人身损害,组织者应当负侵权责任。判断户外运动的发起、召集人是否为组织者,主要根据是否对户外运动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包括事前的准备义务、警告和告知义务以及活动中的谨慎行为义务。自冒风险是户外运动组织者责任的重要抗辩事由,应当根据风险层次的不同分为非极限性和极限性户外运动两种类型,分别适用基本型默示自冒风险和派生合理性自冒风险。     

加害给付中受害人的损害救济探析

笔者认为受害人通过主张侵权之诉得以全面实现损害赔偿救济。作为债权人,通过法律解释扩张《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方式,将履行利益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以侵权之诉实现其履行利益和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的全面赔偿;而作为第三人,若仅有侵权人造成的人身损害、精神损害,主张侵权责任毋庸置疑;除此之外若因侵权人的行为导致第三人承受间接损失,在间接损失存在时,依照侵权行为判定标准若构成侵权,则第三人也可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主张权利。     

快递服务纠纷审判实务探析

在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买家（收件人）应享有向快递企业的直接请求权。在具体的诉讼审理过程中，我国《邮政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应适用于快递服务纠纷案件中货物损失的认定，如果原告选择违约之诉，则适用我国《合同法》等规定认定快递企业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造成的损失；如果原告选择侵权之诉，则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等规定认定快递企业是否构成侵权以及侵权造成的损失。快递合同中免除或减轻快递企业责任、侵害合同相对人或收件人合法权益的格式条款，应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在快递物品遗失、毁损的情况下，应区分保价服务和未保价服务两种情况，认定损失价值。     

户外运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户外运动的组织者对于户外运动的参加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组织者未尽到其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参加者遭受人身损害,组织者应当负侵权责任。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包括事前的准备义务、警告和告知义务以及活动中的谨慎行为义务。自冒风险是户外运动组织者责任的重要抗辩事由,但是依然不能免除户外运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责任竞合是法律上竞合的一种类型,它是因同一行为而产生的两种责任。实践中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多有发生,我国新合同法第一次予以确认了该项制度,本文运用最新的法律规定,全方位对之作一深入探讨如责任竞合的概念、特征、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构成要件,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救济以及实践中如何行使请求权,等等。愿与同仁商榷。     

浅议试药导致损害的侵权责任

《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规定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主要制度,但对试药导致损害的救济立法上不甚明确。建议通过侵权责任的方式对受试者的损害进行救济。试药人身损害的责任可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应由损害后果、加害行为、因果关系、过错四部分组成。     

论事实劳动关系——兼谈《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条款的完善

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不应该成为事实劳动关系的有效要件,而应该是证明要件.在我国正在制订的<劳动合同法>中,应规定用人单位负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基本义务和承担违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规定签订合同的期限,而且在认定劳动关系时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直接适用的法”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无须援引法院地冲突规则而必须直接适用于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它在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中的地位有不同观点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并分析了“直接适用的法”与具体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关系 ,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在适用于涉外合同关系时只应作为对一般冲突规范的限制 ,而不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     

关于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对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论试用期甄选功能与劳动法的协调

“试用期”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对人才的甄选功能的，根据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法律强制规定一定要订立劳动合同，还有时间的限制，那么“试用期”如何发挥其甄选的功能，在法律制度层面“试用期”是否有名存实亡的危险？劳动合同与“试用期”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需要考察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上对“试用期”定位的变迁，并解读其中蕴涵的法理。     

论劳务合同的类型

劳务合同以雇佣合同、委托合同和承揽合同为三种基础类型,三种合同的区分具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的双重意义,区分的标准自罗马法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合同法》上,三者的区分标准虽明确,但尚不足以解决问题,对于模糊领域中的某具体合同的类型归属,需研究其不同类型归属的法律效果,依据价值评判以最终确定。     

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

关于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对此争论不休,我国的合同法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从现行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以及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期间等几个方面对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分析,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储蓄存款被冒领后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对于储蓄合同没有专门的规定,储蓄合同应该作为一种无名合同来处理。在储蓄存款被冒领的情况下,存款的所有权应该认定已经转移给了银行。在储户对银行的民事诉讼中,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司法实践也存在不同的做法。主要有适用《合同法》第126条与适用劳动法两种观点。从劳动合同的本质来看,应该承认涉外劳动合同中存在法律冲突。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要进行法律的相应完善,这可以从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引入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和直接适用的法理论来着手。     

个案中凸现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一起涉港借款担保合同案引发的思考

对于涉港借款担保合同案件,应按照我国内地的冲突规范确定合同准据法。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当合同准据法是香港法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去查明,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在当事人选择法律之前,不存在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故不存在法律规避问题。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依法不能产生适用香港法的效力,实质上是因为我国内地有关强制性法律规范对这类合同具有直接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