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溯源

“科学”是由英文“ｓｃｉｅｎｃｅ”翻译过来的外来名词。在清末，“ｓｃｉｅｎｃｅ”曾被译成“格致”。“格致”一词源出春秋时期的《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可见，“格物致知”就是深究事物的原理以求知识。但用“格致”来解释今天“科学”所包...     

四明朱子学及其格致论

南宋末年的四明朱子学以朱熹后学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他们继承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并且不墨守朱熹的学术思想。重要的是,曾经是朱子学兴盛的四明地区,明中叶又出现了与之对立的阳明学,而他们的对立,主要在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不同诠释。     

共产党人格物致知四境界

<正>"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格"即推究,"致"即求得,其基本意思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人治学、修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促进"格物致知"的创造性转     

美育让人进入物我贯通的有情天地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阐发康德美学之说和席勒美育之说时曾写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这是十分合于美育之要义的。审美境界作为一种“津梁”,可以引导人们跨越现实之中得陇望蜀的欲壑,进入物我之间生命贯通的有情天地,或格物致知、澄怀味象;或把酒临风、宠辱皆忘。李嵩这幅《花篮图》便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审美境界。     

郭象"自然即名教"思想述论

魏晋玄学关于“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讨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主张。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意在说明社会的政治礼法是从最高的“道”即“自然”中派生出来的,是“朴散”后的结果,所以统治者只要从“自然”的原则出发来治理国家,就可以高枕无忧而不被累,放任于下而不被欺。由此对自然与名教之所同进行了肯定。是之谓正题。竹林时期,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认为自然与名教     

读《大学》 概览修己治人之道

<正>《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仅有1751字。《大学》是高度概括儒家"修己治人""修己以安百姓"思想的理论著作。大学,是大人君子之学;大学教育宗旨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教育的步骤即大人君子修身的步骤与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教育的内容:一是教人明白事物的终始本末,"知所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他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并且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认为“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与“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遍的原则。他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而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老子》“下知有之”的管理境界及其当代启示

<正>《老子》第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领导者的治理水平有四个等次之分,最高境界是“下知有之”,即最高明的执政者治理天下,老百姓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却感受不到他在管理。老子“下知有之”的“无为”思想以被管理者为中心,注重效法天道、地道、人道,实现和谐治理。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春风化雨

有心情谈论到“春风化雨”,人们总是面带笑靥的,品味着其中的开阔博大、畅和包容。沐浴自然、历史之“风”。承接社会、心理之“雨”,,多么的舒服和愉悦啊。“变则化”(《礼记·中庸》),‘知变化之道’(《易·系辞传》),“因时而化”(《吕氏春秋·察今》),倾心于造化,从无到有、创造化育世间万物,“不亦乐乎”,抖擞精神、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正合于眼下“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乘势于“春风化雨”!     

道德建设是培育核心价值的基础工程

“道德”一词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意思是说，道是世界的本原，是自然、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顺应自然、遵循规律，事物就能发展。万物以自身形态确认其本质特性而生，由其对环境的适应而有成。可见，道德是人们关于世界的看法，属于世界观、价值观的范畴，道德和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中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中办《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抓住核心变作风 转变作风连民心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八十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也是面向新世纪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我们在贯初《决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解决核心问题，保持血肉联系，最重要的，必须知民之苦，知民之忧，知民之盼，知民之情，知民之力，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知民之苦，在改善群众生存条件上下功夫。我们壶关县是典型的山区县，受自然条件限制，一些乡村特别是边远…     

浅谈共产党员的“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而将"良知"发扬光大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业"。王阳明将他的     

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善、至善与格物致知——简析朱子功夫论的意向

格物致知说是朱熹功夫论的核心.然亦正是在此处,朱子多受后儒之批评.代表者有王阳明等.他们多认为朱子的工夫论,即格物致知说为"支离",又以为其专务"道问学"面忽视"尊德性",从而有向外求索之病.从而,厘清朱子之格物致知说乃是关键.在本文看来,支撑格物致知说之基础者,乃在于朱子对善与至善的关系的阐明.由此而导致知与真知、理一与定理的不同.而在这一系列的区分中,朱子的重心落在了后者,由此而显示出朱子之与众不同的现实性与历史感.试以剖析.     

经典语录

<正>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主道》)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淮南子·兵略训》)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大学·经上》)     

孙子兵法中的领导科学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闪烁着灿烂智慧光辉的军事科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闪耀着璀璨理性光芒的领导科学全书,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决策、组织、修养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一,决策得于知、谋、变“知”是决策的基础。《孙子兵法·谋攻》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军争》中也有“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有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论述,强调知的范围要广,既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了解社会环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径要多,既要观察又要对比。     

校园读经献疑

近年来,教育界似乎刮起了“复古之风”。据报道,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了课堂,成为一门课程,要求学生熟读背诵。有一所私立小学校(暂隐其名),就要求儿童在10年内背诵古诗文235O篇(首)。在要求儿童所背的古诗文中,主要是儒家经典,诸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以及《庄子》、《列子》、《孙子兵法》等等,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赋。总之,被称为“经”或“经典”,因而也就把这一活动谓之“读经”或“经典诵读工程”之类。2O01     

试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重读《论十大关系》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一些有关经济管理的思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思想。《论十大关系》一文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论述。目前,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计划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重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深感毛泽东的经     

《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从古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孟子的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荀子的行先知后说,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和王守仁“销行以归之”的知行合一等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以及清代颜元重“习行”轻知识的观点,而后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近代意义上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的讨论是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论说过知行…     

当官三字诀

当官三字诀的来历南宋初吕本中（字居仁）《官箴》开宗明义之第一条便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由于《官箴》一书在传统仕宦箴规著述中，享有近乎经典之特殊地位，影响深远，故后世相沿群奉“清、慎、勤”为“当官三字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