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世界上各国均进行了关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立法。我国虽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但由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理念陈旧、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刑法规制的范围较窄及惩罚力度较轻等问题,导致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行为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部分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刑罚处罚。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研究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鉴于环境的重要性及其他国家环境立法的可借鉴性,提出应确立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并应从立法模式、罪名体系、刑罚适用原则及种类等方面加以完善。     

专利权的刑事保护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专利权的刑事保护唯一的假冒专利罪,已不能满足专利权刑事保护的需要。扩大假冒专利罪的规制范围或者将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假冒专利罪中是不适宜的。鉴于侵犯发明专利权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建议增设非法实施专利罪罪名予以刑法规制,以完善我国的专利权刑事保护制度。     

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

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犯罪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暴力或者变相暴力,摧残他人身心健康,严重扰乱家庭秩序,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除了法律类型之外,在学理上,家庭暴力犯罪还可划分为硬性暴力犯罪、软性暴力犯罪和精神暴力犯罪等类型。基于家庭的特殊性和个案的特殊性可以对其施予刑罚个别化处置,但总体而言,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不能与其他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偏离甚远,以免人为割裂其适用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性。由此,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关涉家庭暴力犯罪之刑事立法,尽量排除法律体系之间衔接不畅、刑法立法不周延、罪名设置不科学、罪域安排不合理、刑罚度量不均衡等立法技术缺陷问题。     

袭警罪的刑事政策、立法范式及司法适用

为保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不受暴力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增设了袭警罪.从刑事政策考察,增设袭警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彰显.从立法范式审视,我国对袭警行为采取了显性规制为主、隐性规制为辅的复合型规制模式.从司法向度分析,基于立法原意,需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范畴,严格限定软暴力的适用条件,区分处理行为人对执行职务合法性产生错误认识的不同情形,并妥善解决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竞合问题.     

法国刑法中间谍罪既遂形态认定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间谍罪是中法两国国家安全犯罪中重点打击的一类犯罪。根据《法国刑法典》中间谍罪有关条文的表述,按照法益侵害性和社会危险性的大小,间谍行为的既遂形态有严格等级划分。我国《反间谍法》规定的五项间谍行为划入《刑法》间谍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仅只有两项,因此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间谍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国间谍行为既遂形态的差异,为中国间谍行为规制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有益借鉴。     

袭警行为刑法规制之比较研究

随着袭警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刑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于这类犯罪的规制。对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相关刑事法律规定予以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立法模式、犯罪对象、行为表现、主观故意以及刑罚等问题予以考察,有助于促进我国刑法完善对于袭警犯罪行为的规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单独设立袭警罪,保护国家权威不受侵犯。     

风险社会背景下积极刑法立法观探讨

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立法观面临困境,而积极刑法立法观因符合当前时代精神,通过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在我国逐步确立起来。积极刑法主义与刑法谦抑性均为我国刑事法网与刑罚结构的转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罪的方面应当更多地倾向于积极刑法主义的立法理念,在刑的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倡导积极刑法立法观须明确边界及限度,其所倡导的犯罪圈扩张范围应当限于新型危害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社会危险性上升的原有行为以及部分原本应予劳教的违法行为四个方面。     

《民法典》时代隐私权保护的刑法跟进——以“偷拍裙底”入刑为视角

随着隐私权的“入典”,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已相对完备,但刑法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却稍显乏力。作为保障法,刑法有必要在隐私权的保护上作出相应跟进,将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入刑。“偷拍裙底”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前的法律规定已不足规制该行为,因此,有必要以增设新罪的方式动用刑法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具体的立法设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之后增设“未经同意拍摄他人私密部位、私密活动罪”“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私密照片、视频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一。     

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为背景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先进和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形成鲜明反差。《刑法修正案(八)》采取利用刑法现有罪名解释规定及增补新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完善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的刑法规制,但仍需弥补器官受体购买行为、走私人体器官行为的刑事立法空白,以进一步健全我国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为背景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先进和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形成鲜明反差。《刑法修正案(八)》采取利用刑法现有罪名解释规定及增补新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完善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的刑法规制,但仍需弥补器官受体购买行为、走私人体器官行为的刑事立法空白,以进一步健全我国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探析——以TRIPS协议审视刑法第213条

较之TR IPS协议和许多国家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制,我国刑法尚有明显缺漏,不利于履行WTO所赋予的义务。笔者建议:采用行为犯立法模式,将注册服务商标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加大对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将情节严重的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犯罪化;完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观表现形式。     

人权的刑法保护:内涵、缺陷及完善

刑法是构成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基础,是直接关乎到国家公民人权和保障的法典,它具有着广泛的公民权益保护和对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独特制裁权利的特殊性。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人权保护的立法还存在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等缺陷,需要采取优化刑法的类罪体系,增强刑法的明确性等措施使其完善并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     

国外对议会的刑法保护

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在立法中针对议会的犯罪行为及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由于这些规定内容全面,规格高,调整范围广,对有效地保护议会的权威不受侵犯,保证议会正常行使各项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有关资料看,当前国外保护议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不仅在刑法典和其他刑事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在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刑法典是规定犯罪及其刑罚的主要立法,保护议会的刑事立法,也主要集中在刑法典中。国外的刑法典中,有的是用专门章节规定保护议会的内容,如《西班牙刑法典》卷二第二集第一章第二节"侵犯国家最高组织之罪",就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由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远程性、无地域性等特点，致使传统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之时往往举步维艰。本文从网络犯罪的刑法界定引出，通过有针对性地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归纳域外刑法规制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通过比较和借鉴，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方面的诸多缺陷。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刑法的具体建议。     

数字难民的武器：平台数字化垄断的刑法规制

平台数字化垄断是头部互联网企业利用强大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地位，通过资本优势、业务包抄、免费定价、恶意挖人等方式形成市场中的支配地位，进而实施的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虽然平台经济属于新业态和新模式，但其通过数据支配优势和资本优势获得支配地位并加以滥用的垄断本质不变，同样对良性市场竞争环境和消费者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由于平台数字化垄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法益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及侵害危险性，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具有良知上的可责性，加之平台企业遭受反垄断处罚并不会实际威胁到其持续经营能力，因此非刑事手段不能达到对垄断企业的威慑效果。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垄断刑事立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只规定了串通投标罪而没有对垄断行为进行整体化、系统化刑事规制的局限。故应对固定价格、限定产量、划分市场、联合抵制和串通投标的横向垄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算法共谋属于典型的应受刑法规制的数字化卡特尔行为。     

“深度伪造”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深度伪造”的滥用会侵害公民权利、社会秩序甚至国家安全等多种法益，因此有必要借助刑法手段予以有力抗制。然而，我国现有刑法评价体系尚无法有力应对并呈现刑事扩张化风险。对此，可在司法解释层面引入预防主义，通过比例原则明确“深度伪造”滥用行为的需罚性判断，并借助宪法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限缩刑事规制范围。结合以法益关联性对虚假信息作类型化分析、摒弃唯数量论、限缩主观要件范围的基本教义，在规范层面明确刑法干预“深度伪造”技术的合理限度。通过建构个人信息阶梯型保护体系、企业合规体系填补刑法的空白区，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秩序维护等基本价值诉求间的动态平衡。     

中国垄断行为刑事立法完善对策研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垄断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缺乏作为准用标准的刑法规范,垄断犯罪缺乏用以归类的罪名以及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追究垄断犯罪刑事责任,必须完善刑事立法。通过对垄断行为刑罚可罚性和垄断行为刑事责任承担等实质角度的分析,垄断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而要做到科学立法,则必须考虑现实中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民间融资亟需刑法规制

当前,非法融资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越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所能规制的限度,有必要运用刑法进行规制。完善针对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体系,就要完善前置性金融法律规范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完善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以此来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及发展趋向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严密的刑法规制,从而使得此类犯罪的立法模式呈现刑法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对这样的发展趋向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尤其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以及与国外刑事立法的差异性。     

论刑法中的除罪条款

除罪条款是指符合基本的罪刑规范但因某种特定事由而排除犯罪性、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规定。目前,刑法中的除罪条款主要包括第201条逃税罪第4款和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6款。从立法背景来看,除罪条款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客观规律与立法实施效果的事实判断。在犯罪构成理论上,除罪条款可以解释为犯罪构成定量因素在个罪中的具体表现。刑法中除罪条款的意义不仅在于合理划定了犯罪圈,为司法实践中将某些行为顺利予以出罪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为今后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提供了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