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同穿鞋足迹鉴定结论的刑事诉讼证据特点

不同穿鞋足迹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以刑事诉讼证据必备的要求为准则，研究不同穿鞋足迹鉴定结论的内在联系，揭示该鉴定结论的客观性、相关性和法律性，从而论证该鉴定结论具有的证明案件与作案嫌疑人存在的必然联系，是当前足迹鉴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两个证据”规定下翻供问题探讨

口供作为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其他六种法定证据所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翻供现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时有发生，翻供现象在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曝光之后，日益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在新的规定下如何正确对待翻供问题，才能既发挥口供的作用以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笔者结合自己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的部分感性认识和经验，分析研究刑事诉讼领域的关于证据的理论，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后翻供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在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建议。     

刑事证据合法性新探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证据应当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已经得到认同，并且在立法中也已明确规定。但是，对于由这个前提自然推导出的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结论却存在异议。刑事诉讼法典对此完全回避，司法解释也极力加以限制。然而，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潮流要求我必须确立排除证据的排除法则。当然，根据我国的司法状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还应灵活处理。     

检察机关要确立以证据为核心的工作思路

证据历来就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我国刑诉法更加突出了证据的诉讼意义。为此，如何大力强化检察干警的证据意识，强化检察干警之间的合作、获得、取得证据的能力，以及如何使用证据，以真正适应检察工作的新思路，便成为摆在检察干部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应当遵循的原则

在刑事诉讼证明的全过程中，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坚持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的原则；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做到证据都是经过查证属实的，都是忠实于事实真相的，这样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正确进行。     

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的比较研究

美国刑事诉讼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主要代表之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吸取了当事人主义的做法和经验。这种吸收在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缺陷？本文仅就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作些比较研究，希望以此推动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进一...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时代变革的节奏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的存在与取得方式的飞跃使证据学研究乃至证据立法面,临诸多考验。在证据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依托的电子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事诉讼价值观与非法证据防范——论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性

不同国家基于刑事诉讼价值观的不同，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证明能力大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有四种具体表现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没有剥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和肯定程度的提高，为避免对个人权利可能产生的侵害，必然要求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剥夺规定范围内的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以彻底防范非法证据。     

刑事证据理论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问题的研究对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向为诉讼法学界所重视。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它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与国家的历史类型和政治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诉讼制度,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证据制度。近些年内,一些学者所撰写的专著、教材及论文中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专门的研究和阐述。大家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证据制度,在认识上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我们国家,究竟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过程。刑事诉讼的每一环节同证据均有密切联系。“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1]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难以保证证人证言作用的充分发挥，证人远未完成法律所赋予的重要使命，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出现诸多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严重制约刑事案件的及时、准确审判。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发挥证人应有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主要缺陷(一)证人资格界定模糊，造成司法实践困惑刑事诉讼法第48…     

刑事技术鉴定质量控制以及证据问题研究

刑事技术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今后的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证据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强。通过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体系来规范刑事技术鉴定活动,对保证刑事技术鉴定意见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明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刑事诉讼证据新种类：视听资料

刑事诉讼证据新种类：视听资料陈新生，曾有生视听资料，主要包括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磁带、唱片、激光视盘等种类，新的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列入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视听资料具有可保存、不易变损和可鉴别的特性，它能直接将犯罪有关的事实，通过录音机、摄影机、摄...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 开示制度的若干思考

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类似证据开示性质的规定，其虽具有一定的证据开示性质，但同英美对抗制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相比，均存在语焉不详或执之无据的不利局面。主要表现为：开示责任不完全、过于片面；证据开示范围不确定、欠缺规范性；证据开示范围缩小，影响律师的知悉权，律师辩护功能萎缩；未规定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法律后果。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与完善。     

对话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与主义”

初次接触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还是在7年前。那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他的《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详细地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论、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除去专业学者以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的人并不很多。那还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     

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浅析

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证据规定的缺失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传统的取证方法的落后性是当前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瓶颈所在.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是从根源上解决职务犯罪的证据问题的良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注重收集间接证据、再生证据证明或补强原证据以认定职务犯罪.同时,应广泛采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及时获取证据或有效固定证据.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角度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机制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警校学员必备的基本功──制作讯问笔录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刑事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侦查办案人员来讲，强化证据意识，一切围绕证据，收集掌握确实充分的证据，也是办案的重点和目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类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这种供述和辩解，即人们常说的口供，是公安机关发现、收集证据，审查核实各种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处理案件，正确量刑的重要基础。讯问笔录是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的重要形式，它既是反映讯问实际、记载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法律文书，经查证核实后，又是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     

刑事证据鉴定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谈

<正>新的刑事诉讼法科学地处理了惩治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再一次肯定了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按控辩审的模式进行刑事审判,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更加科学、规范,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以确保刑事诉讼更加具有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为了强化庭审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要出庭作证。因此,鉴定人必须要掌握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鉴定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关事宜,现谈点个人理解,供同道参考。     

涉税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公安部门办理的涉税案件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税务部门的移送。税务部门移送之前通常已经或正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公安部门办理此类涉税犯罪案件往往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包括警税信息交流不畅、移送监督不到位、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法律依据不同、证据转化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原因是税务部门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衔接渠道不畅通。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完善涉税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