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立法应摆脱"崇高"

"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贝卡里亚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台湾澎湖地检署检察官吴巡龙教授受邀到人大法学院德恒诉讼法论坛做了一场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的讲座.其间,他讲了一个案子,以说明在美国,警察通过欺骗的手段所取得的嫌疑人供认是否具有证据资格.     

刑事诉讼立法 三十年的国家计忆

一位母亲买来一个蛋糕，两个孩子争着要吃。母亲说：“老大，你负责切蛋糕，由老二先挑选。”结果，蛋糕分得很好，哥俩相安无事。母亲设定了一个程序，问题处理得很公平。     

论“性贿赂”立法

本文论述了“性贿赂”的危害性,立法争议,立法设想和定罪量刑的设想,指出了尽快立法惩治“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关于刑事诉讼参与人控告权保障制度立法的思考

侦查、司法人员侵犯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或者对其进行人身侮辱的,属于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和司法侵权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司法人员的侵权行为有权提出控告,旨在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免遭侵害,同时有效地防止因执法、司法侵权行为导致刑事错案。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未能提供具体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以致刑事诉讼参与人的控告权严重虚化。为了使刑事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我国应当尽早完善刑事诉讼参与人控告权保障制度的立法。     

立法目的的历史性变革——从“立法治民”传统到“立法为民”原则的确立

中华大地早期国家"立法设刑"的目的是"治民",统治者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民众是被治理的对象,法律则是治民的工具。在儒、法两家为主的先秦时期统治指导理论中,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虽然自先秦以来,"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据有一席之地,但即便是一直主张"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儒家,也从未认为民众不是居于受"治"的非主体地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时的策略和手段,这种形成定势的传统思维作为历史积淀对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一直发挥着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坚持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本质上不同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立法为民"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性原则,写入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确立了以"立法为民"作为立法目的这一新时代的新思维,完成了立法目的历史性大变革,在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将发挥重大的现实作用。     

“刑”与“民”的博弈与共融——诉讼欺诈侵财的定性及法律规制模式之立法选择

目前,法律界对"诉讼欺诈"的研究呈现三个特点:(1)对于诉讼欺诈的概念,中外学者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统一的定义;(2)刑事法律研究同民事法律研究的对立分离;(3)立法研究和司法研究的不明晰。本文认为,诉讼欺诈属于新生法律现象,既危害了司法的权威公信,又侵犯了私法上的财产秩序。对该类行为之定性规制,应从法治整体予以把握,尤其是要解决刑法规范调整和民法规范调整之间的分工与协调。     

试论刑事诉讼监督的定位

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之一,然而在实践中却常与刑事控诉相混淆。刑事诉讼监督应当与法律监督的价值取向相契合,立足专门性、外部性和事后性三大特征,探索有助于促进公平正义的完善机制。     

对职务犯罪“监听”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监听”作为侦查的必要手段或侦查行为．已被世界各国广泛确认：“监听”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未作设定．无疑导致了对职务犯罪查处力度的缺憾和弱化。借鉴国外专项立法技术。积极探索侦查监听的立法框架．对完善刑事立法、打击职务犯罪是大有裨益的。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及其实践——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立法为中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变革性"立法模式和"自治性"立法模式的结合体,是统筹"立法先行"和"试错先行"的较优安排。在欧盟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立法模式得到了成功运用并表现出较大优势。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其长处的发挥和其弊端的弥补,无不具体反映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试行)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和内容目标等具体要素上。这必将为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司法鉴定地方立法应严格把握立法权限

根据《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司法鉴定地方立法不应将有关诉讼和仲裁制度的内容纳入立法范畴,而造成越权立法。     

论“单独二孩”之立法思考

单独二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需要通过立法活动来推行和实施。本文在探讨单独二孩立法的依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单独二孩立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单独二孩立法的完善措施。     

唐律中“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刑事立法的一点参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演变 亲亲相隐，也称为亲属容隐，是我国法律传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一定的亲属之问对犯罪可以相互隐瞒，不应去告发和作证，违反者，将被处以一定的刑罚。     

新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立法现状的反思

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如今已过去两月有余,在这两月之间,针对新加规定的小额诉讼制度,很多法院积极履行职责,制作小额诉讼白皮书以及拟写、细化具体的规则,福建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具体标的额的规定,使得目前小额诉讼的发展进程初步乐观。然而,面对如今的小额诉讼程序,我们在欣喜之余更应重视对其立法现状的反思,找出问题,以求能够在将来抓住重点,对症下药。     

专家呼吁：立法听证应平民化

中国搞立法听证开始的时候都是很“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是带着一种演示效益，在大宾馆里面，在电视广播里面，各种媒体上做广告，搞得非常隆重。听证会不是“商业演示会”，应当舍弃“贵族化”而趋向“平民化”，——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立法工作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 ,从立法宗旨、立法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的立法工作。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法律是按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政府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意志办事。政府立法要体现行政公正、行政公开和行政效率的原则。政府行为只有公正 ,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行政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责任、建立监督机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试论地方立法“抄袭”

地方立法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存在对上位法、同位法和下位法的"抄袭"。"抄袭"降低了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权威性,损害了法律体系的统一,阻碍了法律的发展。"抄袭"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立法人员观念上存在误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划分不清晰、地方立法的作用不大,等等。防范"抄袭",应正确认识地方立法的性质、作用和法律地位,提高立法人员素质,确立地方专属立法权。     

论“后体系时代”律师的立法参与问题

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职业代理特征鲜明的一类人员．在我国确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参与立法作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有着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努力。为此。立足“后体系时代”立法实践的重要转变，结合律师立法参与的需求与供给分析。可以明确作为表达者、设计者、评价者、批评反馈者，律师的立法参与对于促进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立法的合宪性，都有着自身优势。因此，为进一步发挥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法律思维．提升立法质量和成效，清晰界定立法参与中律师的角色、功能。疏浚律师立法参与的顺畅渠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在完善《立法法》、《律师法》中可以考量的必要选项和发展趋向．     

日本“立法不作为”与宪法诉讼

对“立法不作为”的宪法审查涉及到国会与法院的分权问题，日本学术界存在争论，法院则试图在保障当事人救济与避免和国会的冲突中保持平衡，对相关国家赔偿问题长时间内予以否定，违宪确认诉讼则是值得肯定的一种诉讼方式。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变化和法律监督

本文分析了新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修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检察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验的全面铺开,需要及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刑法,在吸收和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和本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企业合规确立刑事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而既可以为涉罪企业提供“改正自新”的机会,也有助于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言,为改变“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程序格局,宜在“特别程序”一编中专章设立“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将“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作为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制度进行建构,并重点解决好适用对象、条件设定等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至于刑法的修改,建议继续采取刑法修正案模式,从单位犯罪的归责原则、事后合规作为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增设单位缓刑制度等几个方面,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