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视阈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努力契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三个代表"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价值三个向度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性自觉。只有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积极回应社会转型、党员队伍建设、社会结构调整等对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挑战,提高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推进党员队伍建设,优选正确的改革战略,夯实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蕴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视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全面诠释。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实现从承诺向现实的转化。同时,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明确党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和代表的角色定位,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支持和捍卫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视角下的政治竞争机制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为出发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竞争机制。根据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侧重点的不同,正确划分选举型政治竞争机制和选拔型政治竞争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当前县乡层级的选举选拔活动中,我们应当从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的高度正确处理竞争原则与党管干部原则的关系,严格保障和规范竞争程序与规则的实行。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及自愿服从程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进步的障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辟了建设法理型权威的道路,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执政条件以及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对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成为我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阐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提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对策。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产生和存在的深厚基础,维护着既定的政治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政治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还为政治发展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回旋空间。     

新时期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从其视角来看,在新时期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整合创新、完善制度供给体系。     

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探讨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权威,其要想拥有长久的政治生命,就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我国古代的历代封建帝王也深知此种奥妙。为了强化人们对其政治统治的认同,他们借助学校、家庭、地方官吏宣传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完善机制,提升官僚的道德品质,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探析——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执政党如何选人用人,涉及到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问题。增强选人用人合法性就是使民众认可执政党选人用人制度。执政党必须针对选人用人的合法性不足,改革选人用人制度,提高选人用人合法性,才能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     

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

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的 70多年历程中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模式也历经变革。列宁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证明 ;斯大林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共欲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 ,却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并最终导致苏共丧失了政权。     

曹操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分析

本文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对曹操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曹操能够成为实际的君主虽然与中国＂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和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但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曹操本人的领导特质及其产生的个人感召力。     

“三个代表”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合法性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不少文本倡导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制度,制约政府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它表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大力加强合法性的四大要素中的传统传承、意识形态、主权在民的培育,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主体合法性道德诉求的历史流变

政治主体合法性对其权力的有效行使及整个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主体合法性需要民众的认同,在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素方面,诸多学者致思于民众对权力行使绩效、权力行使法定程序的评判。然而,政治始终以人为本原,民众对政治主体道德的认同对其合法性更具根本性意义。在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主体尤其是封建君主已经自觉意识到用道德光环粉饰自己的政治形象;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自主、平等价值观的彰显和更加开放的舆论环境,对政治主体合法性的道德诉求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历史类型及其演进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经历了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依据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可大体上将这三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分别概括为传统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魅力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和法理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当然,这种分类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实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而且在阶级性质上也有根本的区别。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