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自由,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其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可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和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本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与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囊括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的“强制措施”和第二编“侦查”一章中的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文章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定性模糊，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应从完善立法和规范执法两个层面入手，把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效果。     

论搜查的正当程序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参照英美法系的搜查制度,我国的搜查措施应规定履行严格的令状申请程序、规范的执行程序、扣押程序、完善的救济程序.     

财产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采取搜查、扣押等财产性侦查措施规定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随意违法搜查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纳入强制措施范畴,并建立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司法审查机制,当事人不服的申诉与救济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违法滥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惩戒机制。     

对宪法若干规范的反思

一关于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规范财产权是公民重要权利之一,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当今各国宪法的通例。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该条规定已显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一）从结构安排上看,财产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家宪法均将其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予以保护,如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等。而我国现行宪法将其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因而割裂了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体系的完整性。这种做法实际降低了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地…     

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障及其完善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它不仅需要宪法的确认和规范,更需要行政法的保障。作为公权力的行政权由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直接性、单方面性、强制性等特征,使其成为公民财产权最大的侵害源。假借公共利益、违法作为、怠于行政、滥用职权是其侵害公民财产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2004年的修宪已经在三个层面上确认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但是由于宪法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观念和认识上的不正确,导致我国现行行政法在保护公民财产权方面尚存在范围狭小、对行政权的约束过于宽泛、行政救济对象与事项偏小和偏少等不足。应当在完善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正确认识公民财产权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公民财产权行政法律保护体系,来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制保障。     

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公法考察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引发了"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学科分野,从表明财富到表明身份的发展,财产权具有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视角。厘定一个概念能够强化学科内制度价值体系的抽象,宪法学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淡化了私有财产权的财富意义,强化了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抽象。宪法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抽象要反应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成长历史和现有的制度内涵,并需要基于法律体系层面的全面思考。基于私法和公法视角中的财产权功能的比较,和现有宪法规范的表述,宪法学学科内的私有财产权应该被抽象为具有公法制度表达技术且反应公法权利特征的"公民私有财产权"。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建的宪法障碍及对策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我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重建面临宪法方面的障碍,应在现有宪政体制下完善我国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探析

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是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要害所在,而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设计是否科学、适用是否公正,不仅对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有着直接影响,而且也关系到每个被追诉者,甚至每个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应当正确认识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宪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的重要方面,但在其实行过程当中时有发生的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宪法权利的事件,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刑事搜查及其制度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保证在不违背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刑事搜查在追诉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蔡锷的宪法观念评析

蔡锷的宪法观念可从三方面来分析:宪法制定、宪法文本和宪法信仰。蔡认为制定宪法应充分考虑国情;宪法文本里出现的国名之中不应包含"民"字,关于领土的规定应采概括性语言,应明确将紧急命令权、紧急财用权和解散议会权赋予总统;对宪法应忠诚信仰。其宪法观念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修宪注重国情;培养宪法信仰,既要维护宪法权威,又要加强宪法教育、普及宪法文化。以今天眼光观之,其宪法观念之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重构——从比较法角度分析

由于刑事羁押制度的缺位,当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地位独立、捕押分离以及法院主导程序应是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构建中国刑事羁押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