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李鸿章的下场 张群(天津南开大学) 《南风窗》去年12月号的“独家策划”“回首中国改革2000年”里列了一张表,“改革家的命运”,李鸿章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一起名列其中,李还被称为“最后一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传统’改革家”,而在“命运栏”里,李则被注为“被骂为‘卖国贼’”。 仔细阅读此表,觉得多少有点不妥。 首先李鸿章是否可以被称为“改革家”?我想从他办洋务的积极及成效来看,多多少少可以算是一个改革家。但坦率而言,把李鸿章排上中国改革名人一览表中,便显得有点勉强。他的改革功绩甚至不能与张之洞等人相比,只不过是官做得大一些而已。就以办洋务而言,曾国藩、张之洞都出过不少力,而恭亲王奕沂更是颇具改革意识与魄力的人。还有一个没有被列上此表的林则徐,我想作者不该是把他遗忘了吧。     

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视野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于2005年9月29日至10月1日举办了以“中国的政策改革:进展与挑战”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关注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很多学者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从中选登了两篇文章——《农村改革的新视野:资源、产权与消费主义》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与趋势》,以便广大读者了解国外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对此又提出了何种解决方案的。     

秀才改革的迷思

<正>在谈到中国改革时,要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于建嵘说,"历来的政治社会变化,都需要知识分子提供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说明,他们还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当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改革也很难提供一个全民的共识。"于建嵘说的"官方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能被称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跟文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虽然于建嵘尝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但是,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上,用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起重要的作用来划分。第一,提供改革正确性的背书;第二,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     

美的,回眸惊心动魄的改革岁月

在西方企业界有一个说法,当一个巨人衰落后,它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往往连1％都不到。 在中国,近年来人们也似乎已经习惯以一声无奈的叹息来送别那些被市场放逐的企业,因为大家确信,这些企业终将永无归途。而美的却在被市场流放,漂泊数年,几近销声匿迹之后,竟在市场普遍疲软的不利时期,奇迹般回返市场中心。它在空调等一系列产品上凌厉的市场攻势,已令这些领域的市场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扮演“黑马”的往往是初生牛犊,而当一个曾经的市场巨人来扮演这个角色,那就不仅仅是让人惊奇,更让众多对手畏惧。 从沉沦到崛起,这只是一个表象。在它的背后,是痛苦的内部大改革。在与本刊记者的数次深谈中,美的总裁何享健坦率剖析了旧日失败和痛楚之根源,首次向世人全面呈现那段残酷的“思之后怕”的改革画面。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美的的成败得失无疑可以为中国企业界提供相当的启迪。     

改革呼唤政治家

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优秀政治家的时代。他们必须倾听时代的呼唤,也要保证中国这艘巨轮能够平稳前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平台期,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升级乏力,法治与维稳并存,市场化改革面临倒退的危胁。社会期盼新的活力出现,却又担心动荡带来的巨大伤害。社会上呼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对应的政治改革的声音也进一步加强。毫无疑问,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的政治人物。人们     

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中国的积极参与

二战后,GATT／WTO框架下所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的巨大作用。但随着贸易格局、经济实力等各类因素的变化,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也出现诸多矛盾及问题,这也成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积极地参与并协调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促使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更为健全、完善。而且,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总之,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而且,中国价值的显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谐地改革,并实现“内外并重、善内促外”的发展过程。     

中国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路子

<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这项堪称中国最大的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三十多年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人口是现在的一半多,从中国领导人到老百姓没有不饿肚子的。当时解决中国饿肚子问题,让大家吃饱饭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一个叫小岗村的村子开始的。当地农民悄悄组织起来,采取一种新的家庭生产责任制,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当时我们党的改革派领导人支持了他们的改革,但还     

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

第三轮改革是根本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围绕公平、正义、和谐、科学发展、市场化等等,如今进行的是价值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改革的启动也意味着中国进入重构时代。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国际比较

改革理论是改革实践的重要指导.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提出和论证过“改革是革命”的命题,然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前苏联的改革则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究其原因,在于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存在诸多不同.探讨这些区别,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完整把握我国改革的性质,科学总结...     

谁帮助了中国?

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个谜;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中国也是个谜。中国的经济发展则简直是个难解的世界之谜。 “老中”傻不傻? 当中国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时,当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出现急跌的时候,西方专家预言会出现种种恐怖的情况。按他们的看法,政府债券是13厘息,短期存款提到9厘息,而通胀率据他们认为是15—20％,     

“铁改”难题

秦晖先生在对比分析中国改革与中东欧改革时曾说:“中国具有更多的‘命令经济’的成分,而中东欧则较多的‘理性计划经济’的成分……与其说是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米哈里则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像是一场愉快的郊游,但东欧国家摆脱这样一种理性的计划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铁路天然具有集中调度指挥、按图行车、运输进款清算、承担社会公益性等基本特点,天生注定了其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改革开放前的一片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图景中,铁路系统似乎是中国提早迈入工…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所有制改革

关于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目前国内外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维持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要正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但鉴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它们支撑了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不能将之私有化。英国学者迪伦·萨瑟兰在他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型企业和晚近工业化的挑战》(Sutherland.Dylan,China's Large Enterprrises andthe Challenge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RoutledgeCurzon,2003)一书中持后一种观点,他提出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的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创建和维持有规模效益、符合晚近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大企业,建立动态比较优势;以所有制改革为名将国有企业拆散是与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下面将该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怎么都成了“弱势群体”？

过去常看新闻报道，知道农民、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街头市场小商小贩是“弱势群体”。最近看了几条新闻，忽而发现原来现今人们都是“弱势群体”了：《大家文摘报》消息，河南济源市城管“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因待遇太低而集体上访；     

美籍律师在中国

一本印数达数十万册的《我在美国当律师》,使美籍华人律师张晓武博士成了中国名人。北京的一家报纸所作的一次关于律师的民意测验中,张晓武的名字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施洋一道并列第三位。在美国,他的名字也受到白宫的关注。克林顿总统偕夫人曾在迈阿密会见他(见题图)。佛罗里达州政府委任他为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专员,他可以在这些地方以公证人的身分为所有法律文件作有效的公证。迄今为止,他是中国三地唯一享有这种权力的律师。从“我在美国当律师”到移师中国,张晓武对现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环境便有了一种非常独到的发现。现在,以张晓武为主人公的第二本书《我在中国当律师》已由张勇平执笔完成。征得作者同意,本刊从书中精选了部分章节,读者朋友不妨随着这位美籍华人律师的独特视角,再看一遍我们的“中国”去!     

“外来妹”“外来哥”的新困扰

广东,在很多“外来妹”、“外来哥”眼里,是梦想中的淘金之地。只有当他们踏上这块土地,他们才发现,艰辛、委屈、苦涩从来都是与梦想相伴的。他们有什么困扰?我们应该怎样正视和解决这些困扰?相信广东电台新闻台“今日热线”与本刊共同组织的《每月话题》会带给您启示。     

产权改革与中国改革进程

英国《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杂志2005年11月号刊登了英国学者理查德·桑德斯等人题为《私有化与产权:中国将走向完全私有化?》的文章。该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私有化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作用的论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石是公共企业家精神和模糊的产权,中国改革历程完全不能用来证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中国未来改革要想继续成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能相信私有化教条。其主要内容如下。导言关于适合于转型经济的战略的学术论争引出了大量的有关产权的问题。根据许多传统的分析,私有化或多或少地被…     

市委书记的美国从政与临沂改革

近日,近60名来自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准备在此接受为期六周的“公共管理”培训。此前,国家外国专家局的“中国高级行政人员赴美培训项目”中已有49名中国官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过培训。而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河南、山东等地也曾经多次选派省内的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各大知名院校接受“公共管理”培训。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到今天为止,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是一个并不完整的故事。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观察他们的机会。在《南风窗》耐心表达采访意愿和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现任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先生终于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1999年,李群率山东省公派出国干部代表团赴美,在康狄格州纽海文大学研修“公共管理”,为期半年。其间,作为此次教学实习的内容,他被安排至康州纽海文市政府任市长助理。对李群来说,在美国的这段“从政”经历对他的影响甚至要超过大学里的学习生涯。回国后,2000年1月,李群被任命为山东省临沂市市长。他开始在临沂把他在美国实习期间所形成的一些改革思路付诸实施。2002年12月,李出任市委书记,改革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威。 李群的海外学习心得已经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被指对地方政府转变工作方式很有好处。其实,像李群这样,有一段从政经历,然后在国外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回国后到一个经济亟待振兴的落后地级市推动改革的例子,并非“只此一家”。前不久,《远东经济评论》就曾经报道了有哈佛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广东省云浮市市长郑利平。他们年富力强。李群出任临沂市长时仅59岁,郑利平年仅37岁。更重要的是,先进的公共管理理念和体制性障碍集中的落后地区能够结合在一起吗?这些具有新色彩的官员正在作出回答。     

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

“精英导向”的尴尬原定于今年全面铺开的“费改税”政策在“两会”期间还被说成是“中国农村的第3次革命”,未到年中,已经传出了“缓行”的确切消息。许多省份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农民也欢欣鼓舞,翘首企盼,但突然的“变卦”让他们不得其解。据说,“费改税”的症结在于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中央没钱买单,地方财政缩减,势必危及岌岌可危的农村义务教育。但是,在安徽等省试点了一年之后提交到中央的方案,居然没有对此有科学完善的评估,“朝令夕改”,不能不令人遗憾。而更大的隐忧还在于:事关最多数群众——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发言机会。     

防止“白云山症”再生——两个“相关”企业的探索

中国企业界最早一代改革家的代表、也是红旗打得最久的企业家贝兆汉,已经退出了他为之付出巨大心力的“白云山”。在他手里,“白云山”得到了空前的光荣,到“白云山”视察过的中央领导级别之高、人数之众,令其后的任何广州企业都瞠目结舌;也是在他手里,“白云山”未能续写凯歌,终于败走麦城。“白云山”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以为借鉴的。     

中国官员展示新形象——财富观察之六

李光耀在财富论坛上讲到一个小插曲,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表示不会与“中国的独裁者”打交道。但当他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时,发现他们又讲外语、游泳、唱歌又弹吉它,哪里像是独裁者呢?克林顿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谈举止也能感到这个古老大国的文明进步,他主张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财富论坛邀请了多位中国官员参加,他们表现出来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形象。朱丽兰的机智 只要听一听这段记者招待会上的对话,你就能感到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敏捷的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