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爱护

批评是提醒,是警示,是纠正缺点和错误的有效手段。时下,批评难已是不争的话题,而批评领导,尤其是下级批评上级、群众批评领导则是难上加难。《人民日报》曾刊发一篇“舆论监督为何难”的文章, 列举了三位作者因在报纸上批评领导而遭到惩处的例子。一位被要求“辞去机关工作”,一位“被停职,等待处理”, 一位用了笔名还是被千方百计地“挖”了出来,终究没躲过厄运而“倒了霉”。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高炬”不是江青“高炬”是1966年5月8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68页上记述:《解放军报》…     

一位“左联”战士的风雨人生路

70年前,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文化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的文化“田剿”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离我们而去了,在世者已为数不多。在“左联”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来到国家文科基地福建师大中文系拜访卢豫冬教授。这位当年以“旅冈”、“宗珏”为笔名活跃在左翼剧联战线上的老作家,其传奇经历反映     

访马兰 忆邓拓

地因人而著名,人因地而骄傲。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就因“马南”这一谐音笔名而闻名遐迩。 抗战时期,“八头骡子办报”的邓拓,足迹几乎遍布晋察冀边区,而在开辟《燕山夜话》专栏时,独独使用了笔名“马南邨”,“马南邨”又成为他一生使用的20多个笔名中影响力最大的,这充分说明马兰村在他心目中的突出位置:他深切怀念马兰村,怀念老根据地的群众,以此来表达内心的深情厚意。我们想,在那里一定发生过许许多多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故事。为此,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于1998年元旦走访了马兰村。     

中共领导人笔名盘点

在中共早期，几乎每个领导人都有多个笔名。比如，毛泽东在早年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石山”“子任”常作笔名，“二十八画生”（因繁体的“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周恩来的笔名有“翔宇”“飞飞”等，并创办专栏“飞飞漫笔”。刘少奇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又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化名多，笔名也多，曾用过“少奇”“肇启”“陶尚行”“莫文华”作笔名，还用过刘光明、刘作黄、刘祥、仲篪、尚陶、赵启、三敬、“K·V”等。     

“储畜实名制”大步走来

改革的年代,铿锵的改革声必然会经常震撼我们的耳鼓,新事物会层出不穷地走进我们的视野。这不,已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储蓄实名制”,看样子不久就要结出正果了:2000年1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透露,中国“储誓实名制”办法有可能今年出台。1我国现行的储蓄存款制度,可称为“储蓄记名制”:存款者可以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也可以像写文章的“笔名”     

隋文帝拒绝“署名文章”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尤其注重留名，在官场不乏这样的现象：官大文章好，当职位达到一定级别时，粗通文墨甚至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能留下几篇署名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捉刀者把文章弄出后，直接署上领导大名；也有的是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领导在前，真正的作者在后面心甘情愿地做“拖斗”。一些领导对这种做法心安理得，     

应该谁听谁的话?

一般的情形是,谁有权谁说话,谁权大谁的话响声大。譬如一个家庭,家长有权,孩子听家长的;又譬如一个单位,领导有权,群众听领导的。所以有些领导拥有了权力,就认为自己拥有了说话、乃至说一切话的权力,凌驾于群众之上,蛮横霸道,搞一言堂。在他的意识里,老百姓的本分是听话、尊顺、驯服,如果身为百姓不但不听话还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失了本分,是目无领导,被称之为“刺儿头”,或曰“刁民”。常见到一些当官的人,或者感叹于群众不听话,说“你说东他指西,素质太差”,或者愤怒于群众不守规矩,说上访上告的是“刁民”。究竟应该谁听谁的话?当有人…     

毛泽东如何给官僚主义画像？

毛泽东一生最痛限官僚主义，他曾经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这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者的最初“画像”，算是“速写”。     

既要解读"三个代表",又要还原"三个代表"--读石仲泉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著

《“三个代表”思想 :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是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石仲泉同志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著。两年来 ,作者发表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不少文章 ,有的是真名 ,有的用笔名。但一看文章的风格 ,就能猜出是他的。此书的出版说明作者非常勤奋。作者一直强调写文章要说新话 ,对此我深表赞同。当然旧话也得说 ,但老说就没意思了。作者坚持自己的观点 ,能说一些新话 ,这恐怕是他的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书中 ,作者说了许多新话。作者认为 ,去年的“七一”讲话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具理论形态 ,我深表赞同。因为…     

第一届“北京杂文奖”揭晓

由北京市杂文学会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学习与研究》、《阵地》、《宣传手册》、《杂文界(北京版)》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北京杂文奖”日前评选揭晓。胡昭衡、高扬、李志坚、段柄仁等领导同志向获奖作者颁了奖。我刊有5篇文章获奖.特等奖:《“神仙打架”与“凡人遭殃”》作者康凯。二等奖:《美哉!大勇者》作者史继中。《“774现象”和“南飞潮”》作者黎里。《“万金油”·“卖馅饼”·“跳蚤市场”》作者童梅。三等奖:《股民亦有高风险》作者曹宪文。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学 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弘扬主旋律,最重要的是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和贯彻,使各级领导 干部成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率。     

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需要大智慧——就《朱镕基讲话实录》专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朱镕基主政上海时期，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朱镕基的亲自领导下，当年周瑞金在上海与施芝鸿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的关于改革的若干文章，曾引发了关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交锋，名震一时。     

领导者应树立正确的权威观

在领导权威问题上,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行为上的偏差现象,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的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个人奋斗所得,随心所欲,目无组织,独立山头,一人独裁;有的认为有了职位就有了权威,高高在上,动辄发号施令,以权压人,脱离群众,     

《共产党》月刊作者、译者笔名考述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个理论性机关刊物,所涉及的作者、译者署名均为笔名。学术界对这些笔名的研究不够深入,有些笔名的归属是有明确的证据,有些笔名却没有,甚至有些笔名在说法上存在讹误。弄清这些笔名的真正归属,有助于把对《共产党》月刊的研究推向深化。     

铁书记(小小说)

市纪委书记姓铁名锋。“铁”,《百家姓》上查不到。有人猜“铁锋”是他的笔名。 铁书记上下班从不坐专车,从家到单位两站地2公里全靠步行。50多岁的人了。     

要按照强军目标抓建设

把握听党指挥这个根本，努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十不准”和军队党员“七个决不允许”，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培养听真话的耳朵

近年来,有关“精神贿赂”、“语言贿赂”的文章屡见报端,综观这些文章的观点,都是把板子打在了“行贿者”身上,批评他们对领导是如何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这些行贿者固然可恶,但作为精神贿赂的对象,我们的领导难道就没有责任?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一些溜须拍马者正是抓住了领导的好恶,千方百计地琢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领导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什么能讨领导欢心,就讲什么。一切以领导者“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原则,极尽吹捧之能事。上司随口说几句话,他们说是“重要指示”;上司随便涂鸦几笔,他们说是墨宝;上司脸上有麻点,他们说那是酒窝;上司最近痔疮发作,他们说有“痔”者事竟成;上司违法乱纪,     

“学习”二字很深奥

中共中央号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二字成了众多人的时髦语言，读书变成了大家的自觉行为。这无疑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大潮中的一个光景。但几乎与延安整风时要解决的学风问题一样，不少人尤其是有的领导干部“学”、“习”脱节，“知”、“行”分离。这就有必要“招呼招呼”：此风当纠不可长，得把“学”与“习”紧紧地捆在一起，共同行进在创造辉煌的征途上。     

李德笔名“华夫”的由来

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1932年派到中国的一位军事顾问,他的中国化名叫李德,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笔名“华夫”的来历,却很少有人知道。 1933年10月,李德受当时中共负总责的博古之邀从上海来到瑞金后,立即与“左”倾路线领导者扯在一起,一脚陷入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深渊。 一次,李德颐指气使地告诉中央军委,说他要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特”见解,以统一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嘱咐总参谋部为他取一个雅致的中国笔名。想不到,转来转去,为李德取名的事落到了刘伯承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