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德建交40周年”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主办,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协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德建交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十四届年会于2012年11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德国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暨‘大选后的德国何去何从?'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正本刊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5月31日下午在四平校区中德大楼举行《德国发展报告(2014)》新书发布会。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出席发布会,并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同济大学在对德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吴志强表示,同济大学未来30年在对德合作方面将致力于两个新的发展目标:一是由"对德的窗口"向"对德的门户"的转变;二是从单一的工程科学合作提升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全面合作。藉《德国发展报告(2014)》发布之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还召开了以"大选后的德国何去何从?"为题的学术研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7～9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来自中国、韩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德国·欧盟·世界"——中国德国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0月2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隆重开幕.     

“德国·欧盟·世界”——中国德国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0月2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隆重开幕.     

《德国研究》稿约

我刊是社科学术理论类期刊,自1986年创刊以来,一贯坚持办刊宗旨:研究德国、介绍德国、促进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提高我国对德研究学术水平;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我刊长期致力于在德国研究领域里的不断探索,积极报道该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中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18世纪德国学者穆尔的中国研究

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19世纪之后始蓬勃发展。相比较而言,18世纪是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缺少引人注目的学术名人。纽伦堡学者穆尔即是这样一位被忽略的"业余汉学家"。他依从个人兴趣,致力于中国研究,通过译介中国小说《好逑传》、宣传《本草纲目》,让中国研究的学脉在德国得以延续。     

《德国研究》稿约

<正>《德国研究》杂志是社科学术季刊,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主,兼顾应用及动态研究,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展呈德国研究及其与之相关的欧盟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杂志辟有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专栏,真诚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有兴趣从事德国研究的各界人士惠赐佳作。     

提高学术水准推进中德交流———祝贺《德国研究》杂志创刊十周年

提高学术水准推进中德交流———祝贺《德国研究》杂志创刊十周年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德国研究》是我国唯一一本研究德国问题的学术刊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是办这本杂志的基础。这本杂志已超越了我校原来工科大学在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范...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综述

<正>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政府机关等40多位学者就德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开幕式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沈雁南到会祝贺并致辞,中国前驻德国大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德国研究》稿约

《德国研究》杂志由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承办,是社科领域内的学术季刊,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主,兼顾应用及动态研究,自1986年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德国研究及其相关的欧盟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展呈该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中外学者间的广泛学术交流。     

论德国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的立场转变及其影响

德国是制定双边投资协定的先驱,很多国家以其协定为范本。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共识,德国及欧盟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德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角色转换,德国兼具了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尤其,在"大瀑布"案后,德国开始反思该机制的负面影响,对其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德国及欧盟越来越认识到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负面影响,立足于保障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与公共利益,对该机制表达了反对意见,提出了投资法院制度这一新设计。如何平衡好投资者个体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也是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德国发展报告（2020）》——转型中的德国

正主编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是"默克尔4.0"政府的执政第二年,也是德国逐步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转型期。德国经济景气状况在外部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呈现走弱趋势。在外交上,德国也需要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基础上,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实现让欧盟成为全球行为体的诉求。为此,本书结合德国议会和政府通过的法律与政策文件、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等,分析转型中的德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言行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德国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政策、举措与经验

近几十年来,教育体系融通性成为德国教育政策热点词,这既是教育政策改革的既定目标,也是对未来教育体系发展的美好愿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共同促发了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在德国,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在教育政策支撑下 目标动态发展、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通过资格框架等能力量度工具,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之间统一的能力认可与换算逻辑.其在实践探索中已有重大突破:一方面提供稳定且明确的普通/学术教育路径和职业(教育)路径;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多种可能性的融合路径,既有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双向开放和过渡的传递型模式,又有同步融合职业教育与大学准入资格、学术教育的混合型模式,还有跨教育领域创新性教育一体化安排的聚合型模式.教育体系中的融通机制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之间提供灵活的、多样的教育路径,塑造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多层次互动关系,满足个人与社会对教育与职业的期望,促进德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全面形成.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后院"及势力范围,因此,中国一中东欧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德国对"16+1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一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